高昌故城及其附近已出土三碑，一为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碑，一为高昌新兴县令麹斌造寺碑，另一为本碑。这些碑的主旨都是施产造寺，弘扬佛法，歌功颂德，以求佛祖保佑的，不过阴氏家族的此碑只是“捐斯旧馆，建是伽蓝一所”，比起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来说，明显逊色得多，与其麹氏宗室麹斌造寺相比也要逊色，但就此表明自且渠氏公元443年偏居高昌起，直至公元640年麹氏王朝被唐太宗所覆灭止，这里的统治阶级在不断造寺，上行下效佛寺繁衍，犹如佛国社会。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高昌传》记载：玄奘西去天竺求经，于贞观二年（628）途经高昌，高昌王麹文泰优礼殊厚，亲自迎送奉陪。文泰说：“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此，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伐高昌，“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实为四郡、十三县、九城，连王都高昌，共计二十七城。详前揭《麹氏高昌王国郡县城考述》一文），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在一个三万七千多人口的小国中“僧徒亦有数千”，可谓不在少数，正如唐长儒先生在《新出吐鲁番文书整理发掘经过及文书简介》〔3〕一文中指出：“高昌佛教一向盛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我们几乎见到所有佛寺都冠以高昌大姓，高昌大姓张、马、阴、索、阚等无不有寺，王寺好几处，可能是王所建。高昌豪族不仅控制政权，同时也控制宗教。”池田温先生根据已整理出版的属于麹氏时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三、四、五册统计，明确冠以姓氏的佛寺四十余所，这些佛寺是：阴寺、史寺、冯寺、善（鄯）寺、康寺、许寺、杨寺、侯寺、赵寺、韩寺、白寺、苏寺、张寺、索寺、麹寺、令狐寺、阚寺、司马寺、元寺、竺寺、黄寺、范寺、卜寺、左寺、员寺、曹寺、田寺、牛寺、樊寺、氾寺、裴寺、周寺、解寺、程寺、刘寺、画寺、隗寺、王寺、孔寺、安寺、郑寺等，根据笔者所见，除以姓名寺者外，还有以姓名名寺的，如刘都寺、赵思贤寺、张阿忠寺、王阿勒寺、赵光义寺、张隆玄寺、赵元夏寺、韩安孙寺、董令寺、和子落寺、孟常龙寺等，也有以姓和官名名寺的，如焦郎中寺、都郎中寺、索郎中寺等。此外还有王室的太后寺、永安公主寺等〔4〕。这些不同的姓氏和不同姓名的佛寺，不但具有宗教的性质，而且可能具有宗族家族的性质，这些佛寺的大量出现，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佛教对社会的严重渗透和深刻影响。
附记：本文中有关《高昌主客长史阴尚□造寺碑》的直接资料，分别得自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先生、武汉大学教授陈国灿先生、北京大学教师荣新江同志的寄赠，在此谨致谢意！
（原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
【注释】
〔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136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www.xing528.com)
〔2〕见拙作《麹氏高昌王国郡县城考述》，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
〔3〕此文载《东方学报》第54期，1982年日文版。
〔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167—168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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