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先生说：德国柏林人类学博物馆藏有两方吐鲁番出土的古碑，一是北凉且渠安周造寺碑，另一是高昌阴□造寺碑。且渠安周造寺碑早已为学界所知，而“更珍贵的‘高昌阴□碑’，未听说有人做过考证。（日）大正十三年（1924），我留学柏林时，请求发掘此碑的冯·勒柯克教授允许拓片；近日友人梅原末治君从欧美留学归来，惠赠此碑照片。我狂喜之余，照录如下”。内滕先生的录文对于碑中缺文未能推补，所缺字数亦不清楚。他根据碑文书体与高昌国的新兴县令麹斌造寺碑相比照，认定此碑是高昌国时代的碑。周肇祥先生说：“北凉石刻，世人但知且渠安周造像记，已入德国，讵知柏林博物馆尚有主客长史阴尚宿捐建道场记之一石耶！”“且渠双碑，一旦出世，不幸无人收拾，捆载而西。造像记仅存拓本，此并拓本而无之，至堪叹惜。曲穆尔博士摄影见寄，亟为考订刊布，以供欣赏”。周先生在《艺林月刊》上同时刊布了照片，但无录文，由因该月刊印刷和纸质等关系，照片字迹模糊。他认为此碑属北凉且渠氏偏居高昌时期的碑，因此他定名为“北凉主客长史阴尚宿捐建道场记”。周先生关于朝代的认定似嫌根据不足，但他率然将“阴尚□”肯定为“阴尚宿”或许他见照片比较清楚。
池田先生根据内藤录文，对照拓本作了进一步补订，他说：内藤氏的录文，除有一些偶然的脱录和误录外，基本上是可信的。脱录的地方有第十行第5、6字“飞声”，第11、12字“玉箱”及第十八行的第24字“嵘”。误录的地方有第十二行第12字“始”误成了“营”，第十八行第20字“开”误成了“关”。另外，还可以把第七行第27字至34字推补为“危邦不入，乱邦弗居”。碑的下端残缺不明，但从碑文的结尾部分铭文看，每句四字，隔句的末字同韵，整齐排列，这样铭文部分共四十句160字，每行字数可断定为42字。碑的铭文和碑的内容基本对应，那么便可推知全碑共20行，每行42字，则碑文共792字，而碑现存561字，尚缺231字（图二）。
图二 高昌主客长史阴尚□造寺碑(www.xing528.com)
池田先生还从1972年TAM154号古墓出土文书《高昌西南坊作人名籍》中发现有“阴仕信作人渠兴、赤兴”的记载〔1〕。同墓出土了一件重光二年（621）的文书，于是他认定阴仕信有作人（即隶属者），并且住居在高昌，这正符合碑文中中书东宫舍人阴仕信的身份。从而他推定阴尚□造寺碑的立碑年代，应在麹氏高昌末年的7世纪初叶。笔者认为池田先生对碑文的推补和立碑年代的判定是可以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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