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章墓出土时间、地点及相关疑点再探—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

近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底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辑中收有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撰写的《高昌墓砖拾遗》（以下简称《拾遗》）一文，文中公布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收集的16方墓砖，其中第二方定名为“章和十三年（543）朱阿墓表”，墓表表文为“章和十三年水亥岁十二月丙辰朔廿七日壬午辛除□参军转都城参军朱阿之墓妻杨氏”。《拾遗》解释说：“1983年出土于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古墓区。”据笔者所知该墓表是1975年春吐鲁番县火焰山公社哈喇和卓地区为修建水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派出当时的考古队队长穆舜英同志先去察看水库区内的古墓葬时采集的。同时在一处采集的是两方墓砖，除《拾遗》录文的一方外，还有一方表文为“章和八年戊午岁二月朔庚寅七日丙申执都城参军都官参军元出郡朱阿㝎墓”。两方墓砖带回地区文管所后，文管所的同志提出要留下一方以供展览，穆舜英同志当时抄下录文留下了收入《拾遗》的一方。从这两方墓表表文对照来看，带回博物馆考古队的一方显然是其夫朱阿定的墓表，而留给文管所的一方无疑是其妻杨氏墓表。《拾遗》将其妻的墓表定名为“朱阿墓表”，解释说：表文的“‘㝎’疑为‘至’字，假借为‘㝎’”。不确。㝎，即定字，为《中国书法大字典》（光华出版社，1980年）宀部所收，系北魏时期的通行字，亦可参见《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应定名为“朱阿定妻杨氏墓表”。

此两方墓表，笔者在1984年发表的《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载中华书局版《文史》第二十二辑）一文中早已引用，分别定名为“高昌章和八年（538）朱阿定墓表”和“高昌章和十三年（543）朱阿定妻杨氏墓表”，并注明为“75TKM采”，75为年号，T表示吐鲁番，K表示哈喇和卓，M为墓区。

《拾遗》说：墓表“泥质灰陶，用红线打出方格，朱书文字五行（图版八四）”。查该辑所附图版，在八三页，图版为摹写本，非原物照片，也不见线方格。对照摹文与录文在第三行“辛除”下空一方框格缺文，次行即为“参军”。据笔者研究高昌墓砖，凡王国中央的参军，系分曹主事，参军前均冠以部名，如兵部、民部、库部，祀部、都官、主客、屯田等参军；凡郡县的参军也分曹署事，参军前均冠以曹名，如兵曹、户曹、客曹、记室、田曹、贼曹、杂曹、中兵、内行等参军，郡府中总管各曹事务的参军冠名为录事参军。故疑“辛除”之下或次行顶端应缺两字，为“□□参军”。从其夫朱阿定墓表有“都城参军都官参军”推之，可能为都官参军。但据笔者研究高昌墓砖，都城参军为高昌王都的参军，其品位属第七等级，都官参军为王国中央都官部的参军，其品位属第六等级。按照正常的转迁关系，应是平级相转，由低升高为迁。如果我的研究不错，在有关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的160多方墓砖中，其妻墓表乃罕见的一例。其夫先于其妻早死五年，其官又是其夫的官，其夫死时的官位排列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而妻死时只是追述其夫的官位，可能有误。但因墓表缺字，不便作更多推论。(www.xing528.com)

又，拙作《麹氏高昌王国郡县城考述》（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其“余论”中关于执都城的解释，亦引用了这两方墓表。现在看来，朱阿定墓表中的“执都城”的“执”字，应该断句在上文，即“章和八年戊午岁，二月庚寅（《文史》误为“闰”，印刷有误），七日丙申执。都城参军都官参军，原出郡朱阿定墓”，此干支后的“”“执”二字，都是古人建除法中使用的日期代称。《淮南子·天文训》建除法所载：丑为闭，寅为建；未为执，申为破。，即闭字（亦见《碑别字新编》）。此墓表所书“庚寅”“丙申执”，均与《淮南子》所载后推一日。《拾遗》在解释朱阿定妻杨氏墓表时称：“章和十三年为公元543年，岁在‘癸亥’。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十二月（《拾遗》脱“月”字）朔日为‘丁巳’，志文中朔日作‘丙辰’，早一天。”据笔者研究，在麹氏高昌墓砖中朔日和日干支与刘羲叟长历推算，早一天或推迟一天的情况比较普遍，疑麹氏高昌王国在朔闰上可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特书此以待后考。

（原刊《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