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张季宗及夫人宋氏墓表》研究成果

1930年黄文弼在吐鲁番发掘古墓，出土了《张季宗及夫人宋氏墓表》一方，次年他转此墓表著录于《高昌专集》（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以下简称《专集》）高昌第二分本中，只有录文，没有刊布图版。黄氏云：墓砖“高一尺二寸四分，广一尺二寸强，厚一寸五分；朱书”。由于墓表没有书写纪年年号和干支岁朔，黄氏将其附于有纪年年号和时代相对比较明确的墓砖之末。1951年黄氏将吐鲁番出土墓砖增订，出版了《高昌砖集》增订本（中国科学院印行，以下简称《砖增》），这方墓表仍未刊布图版，与《专集》一样只将录文附于所有墓砖之末。

关于此墓表出土地点，黄文弼有三种说法：黄氏在《专集》中云：“出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坟中”；在《砖增》中云：“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坟茔”；后来在黄烈整理出版的《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82页云：“1930年4月1日吐峪沟路北古坟院出土。”由于出土地点说法不一，遂引起学者们的研究，日本白须净真在《高昌门阀社会之研究》（载《史学杂志》88编第1号，1977年）一文中认定，当出哈拉和卓。王素在《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以下简称《文献编年》）第128页和在《高昌史稿·统治篇》（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56页中认为，《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系新公布的资料，应以新说为是。笔者根据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哈拉和卓古墓区发掘69TKM52号墓出土有《张幼达及夫人宋氏墓表》，和75TKM60号墓出土《张兴明夫人杨氏墓表》来看，TKM52号墓和TKM60号墓都在张氏坟茔，张幼达生前历官“龙骧将军、散骑常侍”，张兴明生前历官“折冲将军、新城太守”，都是且渠氏政权的高级官吏、显要人物，而且与此墓表同为张姓，因此笔者认为当出哈拉和卓比较可信。

墓表分三行朱书，文云：

河西王通事舍人，

敦煌张季宗之墓表。

夫人敦煌宋氏。

关于河西王，笔者查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河西地区为河西王者是且渠氏北凉政权，以及北凉灭亡后其遗裔退据今吐鲁番地区建立的大凉政权。《宋书·胡大且渠蒙逊传》记载：东晋安帝义熙八年（412）且渠蒙逊据姑臧（今甘肃张掖），自号大都督、大将军、河西王，改元玄始。南朝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诏进蒙逊侍中、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刘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诏封且渠茂虔（牧犍）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后，北凉王且渠牧犍的两位弟弟原酒泉太守无讳和原乐都太守安周，由敦煌渡流沙经鄯善、焉耆攻据高昌，以高昌城为凉都，建立政权，自号大凉（关于自号大凉的问题，参见拙著《大凉且渠封戴墓表考释》一文，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1期；后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宋元嘉十九年（442）无讳遣使朝贡宋文帝，文帝诏封无讳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元嘉廿一年（444）无讳卒，弟安周立，文帝又诏封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领护西域戊己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这方墓表明确书写“河西王”，又出土于高昌故城北郊古墓区，应是大凉且渠无讳或且渠安周时期的遗物。

关于通事舍人，《晋书·职官志》在中书舍人下云：“案晋初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谓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在此之前曹魏曾置中书通事舍人，后分为二，或称通事或称舍人，各有其职。通事舍人，论其身份地位，官品并不是很高，而其身份却非寻常。笔者根据离大凉王朝时间最近、又在同一地区称王建国的麹氏高昌官方文书所署通事舍人的衔号位置认为，当属门下机关官员，其官品在第五等级（参见拙著《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载《文史》第22辑，1984年；后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又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通事舍人从六品上阶。但因他经常接近皇帝或国王，承上启下，出令纳奏，执掌机密，权重而位显，却不是一般人物所能担任得了的。(www.xing528.com)

敦煌，是张季宗的里籍，表明他的家族是敦煌的豪族大姓。正如陈国灿在《跋〈武周张怀寂墓志〉》（载《文物》1981年第1期）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张怀寂家族认定自己出自敦煌北府张，故在追叙先祖时，将张襄在汉宣帝时西迁事概括为“襄避霍乱，西宅敦煌”。也许张季宗与张怀寂的先祖一样，都是来自敦煌，很可能是一个家族。墓表不仅明写张季宗的里籍，而且写明夫人宋氏的里籍是敦煌，这就向我们表明张季宗夫妇来到高昌，并不是他（她）们只身一人，而应是举家随官迁徙，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是否是随且渠无讳兄弟，从敦煌攻据高昌迁徙而来的呢！？

关于墓表断代问题，王素在《文献编年》第235条资料下云：此墓表“原无时间。研究者多属且渠氏高昌时代。但内称张季宗为‘河西王’通事舍人。且渠无讳、且渠安周兄弟流亡高昌，虽先后均从刘宋受‘河西王’封号，但据考古资料，似乎从未实际行用。因此，张季宗官通事舍人，应在且渠氏高昌建国之前，亦即沮渠蒙逊、沮渠牧犍父子的北凉时期。张季宗未仕无讳、安周兄弟，则其卒应在承平元年前”。后来王素又在《高昌史稿·统治篇》中作了进一步阐述和补充。王氏云：“墓表所称‘河西王’，应指沮渠氏北凉蒙逊，我们知道，魏封蒙逊为‘凉王’，宋封蒙逊为‘河西王’，蒙逊本人实际是弃‘凉’而用‘河西’为王号。”（笔者查《资治通鉴》事实情况是，据该书卷116记载：公元412年11月沮渠蒙逊即河西王位后，该书叙事即以河西王称之。卷119载：公元423年元月刘宋少帝才诏封蒙逊为河西王，该书叙事亦以河西王称之。卷122载：公元431年9月北魏诏封蒙逊为凉王，该书自此以后，至公元433年3月蒙逊卒，一直以凉王称之）。“后来，魏、宋均封牧犍为‘河西王’，牧犍本人又实际是弃‘河西’而用‘凉’为国号。”“无讳、安周的流亡政权，建号为‘凉’和‘大凉’，显然是就近不就远，承兄不承父。因此，张季宗所官‘河西王通事舍人’，只能是蒙逊时。北凉灭亡，河西动荡，张季宗携家人逃到高昌避乱，死后留下此墓表。此墓表的时间应在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前。”笔者读了王氏的这些话语，首先觉得王氏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墓表的埋藏时间，即墓主人张季宗的下葬时间，也就是墓表的断代时间，另一是墓表中书写的墓主人张季宗生前的历官时间。按照王氏说法，墓主人张季宗的历官时间，因有“墓表所称‘河西王’”三字，因此“应指沮渠氏北凉蒙逊”，“只能是在蒙逊时”期，至多也只能是在“沮渠蒙逊、沮渠牧犍父子的北凉时期”。并且举出了他的两条论据。笔者姑且不论此两条论据“且渠无讳、且渠安周兄弟流亡高昌，虽先后均从刘宋受‘河西王’封号，但据考古资料，似乎从未实际行用”和“无讳、安周的流亡政权，建号为‘凉’和‘大凉’，显然是就近不就远，承兄不承父”，是否有理，但就其支持的逻辑结论来看，显然是要说明张季宗生前的历官时间，而不是指墓表的埋藏时间。这里仅就其第一条论据而讲，王先生也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张季宗墓表是不是考古资料呢？“似乎从未实际行用”者，墓表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河西王”吗？至于墓表的断代时间，王氏又说：“北凉灭亡，河西动荡，张季宗携家人逃到高昌避乱，死后留下此墓表。”既然是“逃到高昌避乱，死后留下此墓表”，那么这个“此墓表”当然就是指的墓主人的下葬和墓表埋藏的时间。这个时间只能是且渠无讳、且渠安周在高昌建立大凉政权的时间。但是王氏在作墓表结论时，却说“此墓表的时间应在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前”。这个“前”字用在这里，就使人大惑不解了。

笔者以为“凉”“大凉”与“河西王”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前者是指王国政权的总体，所谓国号；后者是指这个王国中某位王的具体称号，即王号，当然王号也可以继续相承。如果只有国号，没有王号，以国号可作王号；只有王号而没有国号，也可以王号作国号。如果既有国号又有王号，根据当时人的习惯和需要，使用国号和王号都是无可非议的，不必人为地将其对立起来。且渠无讳、且渠安周建立的政权，自称“凉”或“大凉”，只不过表明他们兄弟是北凉的遗裔，希望能“兴灭国，继绝世”的愿望，倒不一定硬指为“承兄不承父”，兄也好父也罢，他们都曾用过“凉”的称号。

白须净真、荻信雄在《高昌墓砖考释》（二）（载《书论》第14号，1979年）一文中认为：此方墓表的出土，证实了且渠无讳、且渠安周确曾使用过“河西王”这一称号（参见《大凉且渠封戴墓表考释》）。即使如王素所说：张季宗的历官是在沮渠蒙逊或沮渠牧犍的北凉政权期间，那也不能否定张季宗死于且渠无讳或且渠安周统治高昌的时期，因为张季宗在河西（今甘肃张掖）为官，不可能在其生前就把墓表做好，或先运至高昌，或同时放在身边与张季宗“到高昌避乱”，死时再一起下葬。因此本方墓表的断代时间，只能是在大凉高昌王朝时期。

笔者根据对高昌出土众多墓表观察研究表明，凡是在丈夫名字后写有“之墓表”者，再继续书写夫人籍贯姓氏或名字的，均应为夫妻合葬墓。因此有的学者将本方墓表只以张季宗定名，是不确切的。

这里顺便指出，由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将此墓砖作为残志，放在唐代墓志之末，似有不妥，此志既非残志，时代亦不会晚至唐代。

（原载《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