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历史研究：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及问题说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盆地，素有“文物宝库”之称。1965年冬在盆地中的火焰山南麓，阿斯塔那古墓区里的TAM 39墓里，出土了一件“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这件卖驼契，是我国迄今出土文物中最早的一件纸质买卖文契。文契高23.8厘米，宽8.3厘米。纸色浅黄，用麻类植物捣制成。纤维交织不够紧密，厚薄不甚均匀，这是我国早期的纸。

现将文契录文标点，注解如后：

升平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王念以兹驼卖与^〔1〕朱越。还得驼^〔2〕。不相貱移^〔3〕。左来右去，二主各了。若还悔者，罚□^〔4〕十张，供^〔5〕。时人^〔6〕樽显，书^〔7〕李道伯，共^〔8〕（见《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65TAM39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图版陆，2）

这件文契，向我们说明了以下历史问题：第一，升平十一年年号。高昌（今吐鲁番盆地）在十六国前期，属前凉张氏统治。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王张骏改高昌壁为高昌郡。升平，本系东晋穆帝纪年，使用了五年，从公元357年至361年，此件文契书升平十一年。据《晋书·张玄靓传》和《资治通鉴·晋纪》记载：升平五年（361）前凉王张玄靓以张天锡为使持节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辅政。十二月始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年号，记载告诉我们：前凉建兴四十九年，就是东晋升平五年。是年五月东晋穆帝亡，哀帝继立，改元隆和。前凉王张玄靓和辅政的张天锡远在河西，消息较难通达，至该年的十二月才改建兴年号奉行升平年号，其年数亦依升平元年起算。升平十一年即张天锡在位的第五年，相当于东晋废帝太和二年，即公元367年。这里应当提出的问题是：在目前流行的有的历史年表里，仍将前凉纪年依宋人龚颖《运历图》，编排为太始、太清等年号，龚颖谓据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查《隋书·经籍志》载有崔鸿《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十六国春秋纂录》十卷。百卷本至宋时散佚，十卷本流传至今。我们检对《纂录》《魏书》和《晋书》都不载上述年号，可知《运历图》所说是不可据信的。现在流行的《十六国春秋》，是明朝人屠乔孙杂采诸家之言，伪托崔鸿编缀而成的。对于这一点，清朝人汤球撰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已经指出。

第二，物物交易。文契中三处提到实物，其中两处是驼，一处是毯。兹驼与驼，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但对交易的双方是有其用处或好处的，它们的价值基本上是彼此相当的。交易之后，文契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不能反悔，反悔时要罚反悔人㲜十张。驼和㲜表明：当时当地这种实物交易，应是比较通行的。我们查寻史籍，自曹魏初年铸造了几个月的五铢钱，和前凉张轨时铸造了一些钱币外，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不见再有铸钱记载，当然远在高昌的塞外地区，货币的使用就更感缺乏了。这一方面是与当时的自然经济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频繁的战争和分裂割据形势有直接的原因。文契的出土告诉我们：高昌地区在当时主要的交易手段是实物。

第三，文契的书法。西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书体变化最重要的阶段。东汉是隶书发展的成熟时期。东汉以后隶书为了适应书写的方便，向两个方面发展简化，一是减少字的构造部件，省去“波”“挑”；一是将字的横折弯勾随笔势的圆转而趋于草化。前者逐渐演化成为楷书，后者逐渐变化形成今草。这件文契，上述两方面的变化都比较显著。在减少字的部件上，如兹写成“兹”，嘉写成“”；在字形草化上，與写成“与”，道写成“”等。隶书的特点是“蚕头”“燕尾”，“波”“挑”突出，本件文契除“以”字以外，几乎通篇不见波挑形影；但它又不是章草，章草是东汉章帝时兴起的一种草体字，这种字体没有摆脱隶书，草字不相连接；它又不是楷书，楷书写法严谨工整；更不是今草，今草流利轻快，一气呵成；而是介于上述各者之间的一种圆润秀劲的行书。这种行书出现于民间买卖文契，可以推知在当时是比较通行的。这件文契的出土，为我们对西晋十六国时期书体演化的认识，提供了新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⑧共：在场的意思。

（原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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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同奥，是與的简写字。

〔2〕还得驼：还，复、又的意思，同嘉，美好意。驼，可能是指公驼；与兹驼相对应，兹驼可能是母驼。

〔3〕贼移：贼，音bèi，益的意思；移，易的意思。贼移，意为不吃亏。

〔4〕：同毯。

〔5〕：俗体字。疑为当时当地可以裁决纠纷的人的名字。

〔6〕时人：指当时的见证人。

〔7〕书：，是卷的简写字，书卷，指写书立卷人。

〔8〕共：在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