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凉年号出土文物证实批陈说

目前通行的中国历史年表，对于前凉年号的编排，就笔者所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以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以下简称《年代简表》）为代表，标出前凉各王改元年号^〔1〕；一种以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以下简称《纪年表》）为代表，除了和平年号以外，其余用圆括号标出各王使用西晋建兴和东晋升平年号^〔2〕；再一种是1957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荣孟源编《中国历史纪年》（以下简称《历史纪年》），该书先将前凉各王改元排列在前，再将建兴、升平年号以括号标注在后^〔3〕。

前凉的年号为什么会出现这三种编排情况？他们各自的根据如何？我们应该凭信的是哪一种？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考查。

三种编排情况的出现，与他们所根据的历史资料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当我们考查这些问题时，首先要着重研究的就是其根据问题。

《年代简表》所编各王的建元改元年号，虽未说明它们采自于何书，来自何处？但据笔者查考，根据清人钟渊映撰《历代建元考》称：系据宋人龚颖撰《运历图》编排的。《运历图》载：“前凉张寔改元永安，张茂改元永元，张重华改元永乐，张祚改元和平，张天锡改元太清，张大予改元凤凰。”龚颖，是北宋初年人，宋初人撰写十六国前期的事，相隔六七百年，他应有所本，本自何来？史籍没有记载。由于这些年号与《晋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大有出入，于是在南宋时就引起了著名的目录学家晁公武的注意。晁氏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晋世张轨袭凉州，但称愍帝建兴正朔，其间惟张祚篡窃，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祚诛后复奉穆帝升平之朔，不知颖何所据？或云出崔氏书，崔书久不传于世，莫能考也。”晁氏所说“崔氏书”，是指北魏崔鸿撰的《十六国春秋》。晁氏此称“或云”，是指龚颖的《运历图》有可能是依据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所编纂，由于是可能，当然就不能凭以为据，所以晁氏又进一步补充：“崔书久不传于世”，考也“莫能考也”。这段记载说明，在南宋中期以前一是龚颖《运历图》所载前凉年号查无所据，二是崔鸿《十六国春秋》已经散佚。由此看来这个《运历图》所载年号的可靠性，本于南宋时就提了出来大成其问题，但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人在历史年表里重又把它编排上了呢？

据笔者的考查，问题是这样的，话又要回到《十六国春秋》一书上来。据清人钱大昕撰《十驾斋养新录》所载：“今世所传十六国春秋凡两本。其一见于何镗等所刊，前有朱国祚序，凡百卷，盖钞撮晋书载记，参以他书附合成之，其实亦赝本也。汉魏丛书，仅十六卷，寥寥数简，殆出后人依托。其一明万历中嘉兴屠乔孙、项琳之所刊。考《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晁、陈、马三家书目，不载崔鸿《十六国春秋》，是宋人已无见此书者。明人好作伪书，自具眼者观之，不值一哂耳。”对于此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何镗所刻出在屠乔孙本之前，亦莫详其所自，证以《晋书》载记，大致互有出入，伪充甚明；而明嘉兴屠乔孙、项琳之伪本，证以《艺文类聚》诸书所引，一一相同，遂行于世。笔者检屠氏刻本与《运历图》所载年号对校，除张重华改元永乐以外，其余年号均无记载，可见屠氏作伪并非全伪，正由于这一点，全祖望在《鲒琦亭集外编》答史雪汀问《十六国春秋》书时，虽然指出了明以后行世的百卷本《十六国春秋》是伪作，但在谈到宋龚颖《运历图》所载前凉年号时却又提出了“谓出鸿书”。而吴晴岩在撰《改元考同》时又进一步肯定了《运历图》所编年号。这样这些年号重又被使用了起来。《年代简表》所编的前凉年号，只不过是继其清代一些人的陈说而已。

《纪年表》所编年号，据编者在后记里称：“前凉年号，一般年表多据《玉海》，认为张寔以下皆改元，其说实本于宋人龚颖《运历图》，与西北所出前凉简牍、纪年陶器和《晋书·张轨传》等均不合，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云：‘不知颖何所据而言。’”这几句简短的后记，说明了编者的根据一是出土文物，二是史籍记载，但尽管编者所举出土文物不够确切，而以出土实物补正古史的态度是很好的。

据《晋书》卷86《张轨传》关于前凉年号问题的记载如下：

“（东晋）元帝即位于建邺，改年太兴，（张）寔犹称建兴六年，不从中兴之所改也”；

“太宁元年，（张）骏犹称建兴十二年”；

咸和八年，“犹称建兴二十一年”；

永和十年，张祚称帝，“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次年，张玄靓既立，“废和平之号，复称建兴四十三年”；

张天锡“专掌朝政，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之号”。

《晋书》成于初唐，当然比崔鸿《十六国春秋》成书时间要晚，但如果崔鸿的《十六国春秋》真如《运历图》所载的年份那样，则《晋书》是不可能不采纳的。但《晋书》的记载与《运历图》的记载迥异，说明《运历图》是不可俱信的。当然，这些都是史籍的记载，更重要的却是要以地下出土文物来证实。(www.xing528.com)

《纪年表》说：西北所出前凉简牍、纪年陶器。迄至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前凉简犊只有两片：一片出自1906年斯坦因在楼兰劫获的“建兴十八年”木简^〔4〕；另一片是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新疆所获“建兴四十八年”木简^〔5〕。“纪年陶器”没有发现，但发现了其他纪年文物：1915年斯坦因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六区一号古墓掘获了“升平八年”木质墓牌一方^〔6〕；此外，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哈拉和卓古墓区TKM3号古墓发掘出土了绢质“建兴三十六年柩铭”^〔7〕一件；1965年在阿斯塔那古墓区TAM39号古墓发掘出土了纸质“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和“升平十四年残契”两件^〔8〕。这些文物纪年的出土，可以充分证明前凉时期并没有实行如《运历图》所载的那些年号。前凉原是西晋管属下的凉州，当西晋灭亡后，张寔、张茂、张骏、张重华以至张玄靓都是奉的西晋愍帝建兴年号，至张天锡时才改建兴奉东晋穆帝升平年号。现在的新疆，包括当时的楼兰和高昌，西晋在楼兰设有西域长史，在高昌设有戊己校尉，名义上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是由中央派驻，实际上是属当时的凉州管辖。西晋覆亡后，楼兰和高昌当然也就成为前凉的属地。前凉于公元327年改高昌壁为高昌郡。因此，在楼兰和高昌发现前凉时期的纪年文物，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建兴十八年木简，相当于张骏在位的第七年，即公元330年；建兴三十六年柩铭，相当于张重华在位的第三年，即公元348年；建兴四十八年木简，相当于张玄靓在位的第六年，即公元360年；升平八年木牌，相当于张天锡在位的第二年，即公元364年；升平十一年卖驼契，相当于张天锡在位的第五年，即公元367年；升平十四年残契，相当于张天锡在位的第八年，即公元370年。

至于《历史纪年》所编，一面将《运历图》所载年号标出，另一面又将《晋书》等史籍记载用括号“（）”注明。这正如编者在说明中所说：有些年号，各书记载常有不同，不能确定者用大字注于括号“（）”之中。这种标注正是编者不能确定的表现。据上文所考是应该释疑的时候了。

【注释】

〔1〕《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系按年次和年号字画编排，为了便于检阅，今将前凉年号整理排列如下：
张　寔　　　　　永安（1—7）公元314—320年甲戌
张　茂　　　　　永元（1—4）320—323　庚辰
张　骏　　　　　太元（1—23）324—346　甲申
张重华　　　　　永乐（1—8）346—353　丙午
张　祚　　　　　和平（1）354—355　甲寅
张玄靓　　　　　太始（1—9）355—363　乙卯
张天锡　　　　　太清（1—14）363—376　癸亥
张大予　　　　　凤凰（1）386　　　丙戌

〔2〕《中国历史纪年表》关于前凉纪年摘编如下：
张　寔（建兴）（5年—8年）公元317—320年
张　茂（建兴）（8年—12年）320—324
张　骏（建兴）（12年—34年）324—346
张重华（建兴）（34年—41年）346—353
张　祚（和平）（1）354
张玄靓（建兴）（43年—49年）355—361
　　　（升平）（6年—8年）361—363
张天锡（升平）（8年—20年）363—376

〔3〕《中国历史纪年》“历代建元谱”中关于前凉纪年的编排摘录如下：
昭公张　寔　永安甲戌（公元314年）（建兴自二年至八年）五月改，七年。
成王张　茂　永元庚辰（320年）（建兴自八年至十一年）六月改，四年。
文王张　骏　太元甲申（324年）（建兴自十二年至三十四年）二十三年。
桓王张重华　永乐丙午（346年）（建兴自三十四年至四十一年）六月改，八年。
长宁侯张祚　和平甲寅（354年）二年。
冲公张玄靓　太始乙卯（365年）（建兴自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闰九月改，九年。升平辛酉（361年）改建兴四十九年为升平年号。

〔4〕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古楼兰的探险”第99页，上海中华书局版。译文将“建兴”译作“建武”。见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戍丛残”简版十一，释文二。上虞罗氏宸翰楼印。

〔5〕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释文二，第34页。

〔6〕转引自冈崎敬《东西交涉之考古学》，日本平凡社，1975年。译文参见《阿斯塔那古墓群的研究》，《新疆考古》1980年第1期，第14页。

〔7〕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第12页。

〔8〕同⑦第9、12页。这两件“升平”年号文书又收在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