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和吴美琳合撰的《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一书，于2003年4月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出版后的两年中，就笔者所见，除一些消息报道外，对该书的评介文章约有5篇，它们是：陈国灿《〈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评介》（载《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孟宪实《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2004年），方也《基础深厚注释精当——读〈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载《文史杂志》2004年第6期），施新荣《集资料性与学术性大成的一部力作——读〈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和叶贵良《〈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释录指瑕》（载《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综观前4篇文章，对《集注》的特点、要点、基本内容和成功之处作了肯定，有的还介绍了一些此书出版的过程及背景，有的也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后一篇虽然是专就《集注》“释录指瑕”的批评性文章，但在字里行间也有不少肯定，由因该文涉及如何治学、如何认识与评价学术成果的一些基本问题，笔者本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原则，在“百家争鸣”的学术平台上，已撰另文与叶君对话和交流，读者如有兴趣可参见拙著《答〈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释录指瑕》（拟刊《吐鲁番学研究》）一文，也可把此文作为本文姐妹篇。
笔者一贯认为：学术研究是天下之公器，学术成果是科学家辛勤劳动的结晶；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力求追寻三知：探知、实知、真知。由于研究者阅历、经历、占有资料和悟性所限，研究者所处环境、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提供的条件所限，许多问题尤其是历史研究中的问题，一般说来探知的较多，相对于探知而实知的较少。真知是研究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吐鲁番出土砖志从1910年最早一方出土算起，至1996年最晚一方出土为止，近一个世纪中前辈学者罗振玉、黄文弼、〔日〕嶋崎昌等，虽然对各自时期的出土砖志加以梳理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种种局限，不少问题并未弄清。笔者在继承前辈学术成果基础上，积累了更多一些出土砖志资料，作了更进一步的梳理和集中注释。乍看起来好像砖志仅仅是个认字释文的问题，但进一步琢磨，涉及学术范围宽广，不仅涉及当时的死人和生人、当时的风俗习惯、埋葬制度、职官官制、历法、语言文字、里籍地望、婚配嫁娶、历史事件、典故，而且涉及当时及历史上社会层面的种种问题。因此穷尽我们所有的能力，也不敢企望能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解决得完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想在不误导读者的前提下，把涉及的问题尽可能地解决得好一些。基于此种考虑，在砖志出版后的两年中笔者重又校读过两遍，结合上述评介文章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感到《集注》中有的注释简单粗疏，说得不够具体，有的注释还存在有错误，需要订正，也有些是在编校印制中产生的错漏需要补正。因考虑到该书出版单位已投巨资出版，在短时期内不可能修订再版，笔者权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的园地，将已查出的问题连缀成文，先行予以补正。(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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