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中央行政官制及东宫、王都官制研究

高昌王国中央的行政官制，按《麹斌造寺碑》所书，由绾曹郎中至各部司马，可以排列为四个等级。司马以下各级系据墓表、墓志与官府纸文书资料排定。在王国的各级行政官职中，往往加有将军戎号，这些戎号也是我们研究等级的重要依据。现将这些行政官职按其等级列述如下：

第二等级　绾曹郎中；

第三等级　吏部郎中、民部郎中、仓部郎中、库部郎中、祀部郎中、都官郎中、主客郎中；

第四等级　吏部长史（晚期改称吏部侍郎）、兵部长史（晚期改称兵部侍郎）、民部长史、仓部长史、库部长史、祀部长史、都官长史、主客长史、屯田长史，中（兵校）郎、财官校尉、殿中侍御史、驸马都尉；

第五等级　兵部司马、民部司马、仓部司马、库部司马、祀部司马、都官司马、主客司马、屯田司马，（门下）校郎、通事舍人；

第六等级　兵部参军、民部参军、库部参军、祀部参军、都官参军、主客参军、屯田参军，通事令史；

第七等级　兵部主簿、民部主簿、库部主簿、都官主簿、主客主簿、屯田主簿；

第八等级　民部吏、屯田吏，省事；

第九等级　左亲侍。

绾曹郎中，按《麹斌造寺碑》属第二等级。

各部郎中，《麹斌造寺碑》的碑阴不见排列，但在碑阳的碑额上有“郎中麹斌”，正文中在叙述麹斌的历官时又书“振武将军□□□史”。关于郎中一职，上文已经述及，并指出此“史”字当系抄录“中”字之误。这里再作些补充。《延昌二年（562）张洪墓表》称“追赠振武将军仓部郎中”。振武将军按戎号属第三等级，此和仓部郎中正好与《麹斌造寺碑》的振武将军某部郎中相符，延昌二年距《麹斌造寺碑》碑阳所书延昌十五年相隔仅十三年，同为延昌年号，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造寺碑》所缺系“某部郎”三字。部郎中属第三等级。本等级根据职务出现情况排列了职务明确的七部，此外，还有兵部和屯田部不见官制资料明书，但据《延寿元年（624）宁远将军吏部郎中题款》的署衔，有“宁远将军吏部郎中兼兵部事”。兵部郎中事实上是存在的，只是由吏部郎中兼任。屯田郎中，事实上也是存在的，《麹斌造寺碑》所书是由“冠军将军兼领”。部郎中最早见于《章和七年（537）张文智墓表》，最晚见于《唐垂拱四年（688）张雄妻麹氏墓志铭》，《墓志铭》在叙述张雄历官时提及张雄卒于延寿十年（633），在这近百年的时间中，各部郎中陆续出现，说明麹氏高昌部郎中一级的官职是存在的。但是，在具体某一个国王执政期间，此等官职由于位尊权重，某一个期间也许存在缺职缺人的情况。

各部长史应属第四等级，此级官职是所见各部职官中最齐备的，计有吏、兵、民、仓、库、祀、主客、都官、屯田九部。《麹斌造寺碑》所列除一部不明外，有五部，尚缺吏、民、仓部（但《造寺碑》的司马中有民部和仓部）和屯田部。九部长史中唯吏部和兵部在延寿年间出现了侍郎官号。吏部侍郎，据《唐永淳二年（683）张欢妻麹连墓志铭》所书，系张欢生前任官。麹连死于唐永淳二年，年八十七岁，以此上推，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时年四十四岁，墓志所书系张欢最后任官，故此吏部侍郎应出现在麹文泰当政的延寿年间（624—640）。另据《唐长寿二年（693）张怀寂墓志铭》，叙述在他父亲张雄于麹文泰时历任了左卫大将军、绾曹郎中，怀寂仅“年在襁褓”便任吏部侍郎，可见此官出现也在麹文泰执政时期。兵部侍郎，系据《唐长安三年（703）张铨墓志》所载，其“祖悊，伪任兵部侍郎”。张铨死时七十八岁，以此上推，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时应为十七岁，其祖的最后任官也当在延寿年间。笔者查延寿年间其他各部不再见称某部长史的官衔，是否其他各部也改称为“某部侍郎”，尚待以后出土资料验证。不过在所见资料中还有称某某将军兼某部事的，如《延寿九年（632）屯田残奏》所书“虎贲将军兼屯田事”“鹰阳将军兼屯田事务”；《延寿年间（624—640）民部残奏行文书》所书“折冲将军兼民部事”；《延寿年间民部残文书》所书“鹰阳将军兼民部事”等。这里的虎贲、鹰阳、折冲按戎号都属第四等级。疑某某将军兼某部事，可能就是墓志所书某某侍郎的另一种称呼。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尚书省总吏部、祀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各部尚书统各部侍郎。唐承隋制，唐太宗在伐麹文泰时曾谓其高昌使臣曰：“国中署置百官，准我百僚，称臣于人岂得如此？”这说明麹文泰时期，中央官制有所变化，设吏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应是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

各部司马，属第五等级，已发现的除吏部外尚有八部。

各部参军，属第六等级。其中户部参军，系出《唐龙朔三年（663）宋怀仁墓志》，是宋生前历官。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此户部参军，系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应是民部参军。(www.xing528.com)

各部主簿，属第七等级。

各部吏，所见资料甚少，仅有民部吏和屯田吏。按文书资料署衔均在部主簿之后。应属第八等级。

除了上述研究的各部行政官职以外，在王国中央还有其他官职，按出现等级，从第四等级开始有中兵校郎、财官校尉、殿中侍御史、驸马都尉等官。

中兵校郎，自章和至延寿各朝皆有。从《章和十一年（541）都官下交河郡司马主者符》中得知，又省称中郎，职掌传宣。再从《重光四年（623）辅国将军领宿卫事麹某残表》押衔位置看，其职掌也是传宣呈奏案章。官职等级，从《延寿九年（632）屯田残奏》所书“虎贲将军中兵校郎”，与《唐麟德元年（664）张氏妻麹姜墓表》所书，张氏生前历官高昌“威远将军中兵校郎”，此威远与虎贲，按戎号均属第四等级，故中兵校郎应与之同级。财官校尉所见二次，据《章和十三年（543）张洪妻焦氏墓表》，张洪生前曾任“财官校尉洿林令”，按洿林令属第四等级，财官校尉应与之同级。《宋书·百官志》记载：材官将军“主工匠土木之事。汉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晋江左改财官校尉曰材官将军”。此财官校尉，其职掌应与东晋、刘宋之材官将军相类同。殿中侍御史，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高昌传》所载。《隋书·百官志》称：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在御史台下置殿中侍御史，“掌察纠弹劾”。高昌的殿中侍御史其性质大致应与魏齐相类同，比照等级应属第四等级。驸马都尉，所见一次，系《唐长寿二年（693）张富琳墓志》，称其“父隆伪任武（虎）贲将军、伪驸马都尉”。虎贲将军按戎号属第四等级，驸马都尉应与之同级。

第五等级的官职有门下校郎和通事舍人。门下校郎又省称为校郎。此二官职依《麹斌造寺碑》，与各部司马押衔相当，应属第五等级。从官府文书多次所见之门下校郎押衔地位，他的职掌应与中兵校郎相近，但职位有高低之别。

第六等级的官职有通事令史。从官府文书押衔地位被排列在门下校郎之后看，应属第六等级。

第八等级有省事一职。据《周书·高昌传》：“省事，专掌导引。”除中央有省事外，《麹斌造寺碑》所列新兴县职中也有省事一职，位在田曹参军之下，与虎牙将军、散望将、子弟将等排列，比照等级应属第八等级。

第九等级有左亲侍一职，或省称“左亲”。据《唐麟德元年（664）梁延怀墓志》，梁在“捧雉之年遂授左亲侍”。梁姓，据墓表墓志所见在麹氏高昌时期，并非望族大姓，年纪轻轻所授之职，当然不会过高。再从《延寿年间民部残奏行文书》所书左亲侍押衔地位看，在通事令史之后，属门下小吏。笔者根据这些情况，列在第九等级。

东宫、王都官制，前面已经涉及，由于高昌令尹的双重身份，既是王国国王的世子，又是王都的最高官员，所以他应设置两套班子，以司其职。现就资料所见，分别整理排列如下（表六）：

表六

东宫的官职，世子当然是第一等级。在世子之下有散骑常侍辅佐。散骑常侍的戎号是龙骧将军，龙骧将军属第二等级，因此散骑常侍亦属第二等级。据《晋书·职官志》记载：“散骑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亦以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用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押后，骑而散从，至晋不改。”又据《隋书·百官志》称：梁“天监初，又置东宫常侍，皆散骑常侍为之”。据《梁书·高昌传》记载：梁武帝期间，高昌王麹坚曾向其朝贡。因此，笔者以为高昌王国的散骑常侍，当受内地中央政权的影响，应属东宫官职，以辅佐世子，“主顾问，拾遗应对”。

东宫的官职，还有谘议参军、中书东宫舍人和谏议郎、王国侍郎。谘议参军又称东宫谘议参军，谏议郎又省称谏议，王国侍郎又省称侍郎。据《重光元年（620）张仲庆墓表》：“新除侍郎，迁东宫谘议参军转长史。”东宫谘议参军既由侍郎直接迁来，此二官职应属同一系统。“长史”与谘议参军虽同属于令尹管辖，但一在王都，一在东宫，分职有区别，等级也有高下。又据《延昌十一年（571）王元祉墓表》：“谘议参军转民部司马，追赠长史。”长史，属第四等级；民部司马属第五等级，谘议参军转民部司马，则谘议应与民部司马同级。侍郎一职所见频出，多达二十五次。墓表墓志所书有姓名可考者，多系大姓望族，其中张姓占了绝对优势，史、高、阴、巩等望族亦有不少，所迁官职都在中、上等级以上。由此推知，此种官职当是王国的高门世族子弟除官的基础职务。谏议郎，据《延寿十二年（635）张善哲墓表》所述，由新除侍郎追赠。谏议郎当与谘议相类似。谘议是备顾问应对之官，谘议等级似比谏议为高，而谏议又比侍郎位尊，故笔者把谏议列在侍郎之前，两者同属于第六等级。中书东宫舍人，系据勒柯克盗走的《高昌主客长史阴尚□造寺碑》，碑中在历述阴某子孙的功德后书“子盐城令孟瑜，孙中书东宫舍人仕信”。笔者比同通事舍人，列在第五等级。

王都的官职有长史、司马、各曹参军、各曹主簿与史。长史的等级按《麹斌造寺碑》所列应与王府中央的各部长史相同。他是令尹之下王都的主要官员。王都司马，又称高昌司马。高昌司马应与郡府司马相等同。官阶似较中央各部司马为低。但据《延昌五年（565）史祜孝墓表》所书“交河田曹司马，追赠高昌司马”。高昌司马似较郡府各曹司马为荣。笔者将其列在第六等级。至于《高昌国王府司马麹廉妻供佛经跋》所书，其中“王府司马”疑有讹误，该资料是麹廉妻阚氏供养佛名经的题款，出自吐峪沟。高昌佛寺很多，吐峪沟是大佛寺之一。抄写佛经是当时社会的风尚，抄写者往往是民间的书手或佛教徒。这些人写经不一定知晓王府与王都的区别，有可能将“王都”误为“王府”。都城参军与各曹参军应属第七等级。《章和八年（598）朱阿定墓表》所书“都城参军”“都官参军”，两者分属两个不同系统，前者是王都的官，后者是中央行政的官，都官参军属第六等级，都城参军似应属第七等级。各曹参军已出现的有兵曹、客曹、中兵、内直四参军。有趣的是我们从《延寿十一年（643）残文书》中得知，高昌王都向王府中央呈报的一份文案，王都押衔的官有威远将军、客曹参军、客曹主簿，中央署衔的官有□□将军中兵校郎、主客参军、主客主簿。这说明：王都与郡县的客曹，从职务归属系统上应是中央的主客部。高昌主簿与各曹主簿，应属第八等级。高昌主簿与都城参军一样应位列各曹官之前。已出现的主簿有：兵曹、内直、客曹三主簿。各曹史，已出现的有兵曹史。从《延寿五年（628）兵曹残奏》所书，兵曹参军、兵曹主簿下依次署衔的是兵曹史，从官次等级看，应属第九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