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喇和卓TKM 96墓出土了两件衣物疏，一件“真兴七年（425）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另一件“龙兴□年宋泮妻翟氏衣物疏”，同墓还出土了玄始十二年（423）文书三件，真兴六年（424）、□年各一件和义和二年（432）文书一件（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59—73页）。关于“龙兴”年号拙作《探讨》和《证补》初作讨论，将其暂归在阚氏高昌前期。吴文对于这一年号作了多种推测，始则作龙兴，继则作龙昇，进而怀疑史载之吕光龙飞可能是龙兴之误。吴文说：“翟氏衣物疏中‘龙’字虽有残，但可辨识；其下一字中间残甚，据边沿残留笔迹暂释作‘
（兴）’。”吴文并以真兴七年（425）为根据，把冠以龙字的年号作了上下推论，上推有吕光后凉之龙飞（396—399），下推有赫连勃勃夏之龙昇（407—413）。吴文又说：龙字之下依残留字迹或可补为“昇”字。但其时正当西凉李暠建初三年至九年，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建初四年、七年、十年、十四年乃至十五年者，说明不属西凉，而西凉又似无奉夏正朔之可能。若补为“飞”字，则与残存之笔势不合。疑史载吕光之“龙飞”年号是“龙兴”之误。吴文又说：“本件‘兴’下表示年数一字之末笔已残，似可补‘元’字。如‘龙飞’确是‘龙兴’之误，其元年（396）正当光子吕覆镇守高昌时。翟氏死于是年，距宋泮后妻隗氏之死早30年，亦属正常。”吴文的这些论述，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这龙下一字究竟是兴或是昇，龙飞有没有可能是龙兴之误？二是若把翟氏定为宋泮前妻，那么同墓出土的晚于真兴七年（425）的义和二年（432）文书又作何解释？关于前者，惜笔者无法查见原件或照片，但是查阅了该墓墓葬档案。原墓墓葬发掘清理人在现场填写的墓葬登记表中填写的是“龙昇”年号。是后不久，转入室内整理在1976年元月填写的出土文物登记表的第15、16、17项中写道：15.衣物疏1，24×37cm；16.龙昇元年衣物疏1，24.4×8.5cm；17.真兴七年衣物疏1，16.8×21cm。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62页得知“龙兴某年宋泮妻翟氏随葬衣物疏”的编号正是75TKM 96：15、16，可见这两件合并成一件了。第59页“北凉真兴七年（425）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的编号正是75TKM96：17。吴文所说的“兴”也好，“昇”也好，我们在研究其文书时原发掘者的原始记录我想是不能不加以重视和考虑的。关于第二个问题，墓葬档案告诉我们此墓葬有一男二女，此翟氏和隗仪容当为宋泮妻无疑。隗仪容从衣物疏得知葬于真兴七年（425），而翟氏究竟是宋泮的前妻或后妻（正确说法是先死或后死），从出土文物登记表中查义和二年（432）编号为75TKM96：40，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的该件编号相同，这件文书拆自第14号文物，这号文物与第13号文物一样是一双纸鞋，这只纸鞋拆出的文书号是37—50。由此可知这双纸鞋是古人有意作为随葬品葬入的。虽然我们目前无法判定宋泮死于何时，纸鞋的主人是宋泮或翟氏？但从这件文书年号的出土，可以肯定宋泮和翟氏至少有一人晚死于隗仪容。如果是这样，翟氏为宋泮前妻的判断，是缺乏说服力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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