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探讨》《卖驼契》诸文，对前凉年号均作过讨论，并且指出：目前我国通行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对前凉的年号编排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查其问题的来源，都是出自宋人王应麟所集的《玉海》一书，而《玉海》又是据宋龚颖《运历图》所载。而《运历图》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散佚。自20世纪以来在新疆楼兰、吐鲁番出土的考古资料，也一再证实了《运历图》《玉海》所编前凉永安、永元、太元、永乐、太始等年号确实是不可据信的。根据笔者研究：前凉自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失政以后，张氏据河西仍然奉行的建兴年号直至四十九年。据《晋书·张玄靓传》和《资治通鉴·晋纪》记载：升平五年（361）张玄靓以天锡为使持节、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辅政，十二月始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年号。建兴四十九年当东晋穆帝升平五年，其年数仍依升平元年起算。那么前凉奉行升平年号有多少年？从1915年斯坦因在阿斯塔那古墓区掘获有“升平八年”木质墓表一方，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古墓区TAM39墓发掘出土有“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详《卖驼契》考释）和《升平十四年残文书》〔6〕得知，至少奉行到十四年（370）。
吴文说：“前凉自张寔至玄靓先后延续使用西晋建兴年号自五年至四十九年（317—361），因此哈喇和卓3号墓发现有建兴卅六年柩铭。”从上引拙作《探讨》等文看，吴文的见解与笔者甚同。吴文又说：“自玄靓至天锡，又续奉东晋升平年号自五年至二十年（361—376），故吐鲁番文书有升平十一年、十四年契券。这说明前凉始终领有高昌。”吴文所说“前凉始终领有高昌”固属史实，但绝不能以“自玄靓至天锡又续奉东晋升平年号自五年至二十年”为佐证。对此，笔者在《证补》一文中已作了讨论，但言犹未尽，这里再作些补充。
前引《升平十四年残文书》只能肯定前凉奉行升平年号到十四年（370），而十四年之后还奉行了多少年？升平之后是否还奉行过其他年号？都是值得探讨的。
前些时候读陈垣先生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7〕，书中陈先生对唐释智升撰《开元释教录》特为推崇，他说：前凉张氏“从晋年号……优婆塞支施仑”“以咸安三年癸酉”，在凉州译经和《流沙坠简》“书建兴十八年”为证“知张氏迄骏之世，未尝建元”。笔者认为《开元释教录》只能告诉我们“从晋年号”，特别是具体告诉我们“咸安三年癸酉”。而晋的年号那么多，除了陈先生认为从建兴和咸安年号外，究竟还从了什么年号，我们便无从所知。(www.xing528.com)
1980年5月甘肃敦煌博物馆在该县县城东南9公里的佛爷庙湾发掘了3座古墓，其中M3墓西棺出土了3件陶器，陶器上均朱书“咸安五年十月癸酉朔姬令熊”等字样〔8〕。当时的敦煌与高昌一样均属前凉张氏管辖，敦煌出土咸安五年文物证实，高昌亦必奉行咸安年号。
但是咸安三年以前，升平十四年以后两个年号之间如何衔接？据《晋书·帝纪》卷八和卷九记载：太和六年（371）十一月癸卯，桓温废海西公，同月己酉立简文帝，改元咸安。又查《资治通鉴·晋记》二十五记载：该年十二月前凉“张天锡闻（前）秦有兼并之志，大惧……遣从事中郎韩博奉表送盟文，并献书于大司马（桓）温，期以明年夏会于上邽”。前凉奉行咸安大概就在这次献书之后。咸安，东晋只使用了两年，咸安二年（372）十一月晋孝武帝改元宁康。从《开元释教录》记载有咸安三年和佛爷庙湾出土有咸安五年说明，前凉奉行咸安大概是从咸安二年起至咸安六年止，咸安六年八月张天锡政权便被前秦灭亡，实际上奉行了五年（372—376）。因此吴文所称的“自玄靓至天锡，又续奉东晋升平年号自五年至二十年（361—376）”的见解是否值得重新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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