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历史研究：白雀、龙兴与建平年号之疑问

1928年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察时，从吐鲁番哈喇和卓一位农民手中，获得了一大一小残纸两片，黄先生定名为“白雀元年物品清单”，原件照片刊于《吐鲁番考古记》图版一八上。黄先生说：“疑此纸为（后秦）姚苌白雀年间北地难民或商人，逃难至高昌时，将所携带物，备地方官吏查询”用的。1960年《文物》第6期，刊载了史树青撰《新疆文物调查随笔》一文，对该件文字重作考释，史先生认为：“此券出自高昌，更可证明淝水战争以后，高昌一带已不奉苻秦正朔，而姚苌建号之始，即与西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13〕此后，这件文书又经马雍先生考释，撰成《吐鲁番的“白雀元年衣物券”》一文，刊于《文物》1973年第10期上。马先生指出：这件衣物疏从字体到内容都属于吐鲁番出土的早期衣物疏。他认为：此白雀年号属于姚苌的可能性很小，最有可能是属于阚氏至马氏高昌国时期（461—498）。这件文书经过三位先生考释，给我们提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它是否属于姚秦称王改元时候的？姚秦称王改元之始是否与西域（或高昌）发生过密切关系？二是高昌什么时候盛行这种衣物疏？这件衣物疏最大可能是什么时间的？

对于前者笔者认为姚秦称王改元之始，不可能与西域（或高昌）发生密切关系。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383），是其国力由盛转衰的关键的一年，是年正月苻坚以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总兵十万，铁骑五千，发迹长安，征伐西域。八月苻坚自领戎卒六十万，骑二十七万，号称“百万”之众，从长安出发，旗鼓相望，水陆并进，讨伐东晋。十一月淝水一战，秦师溃败，自此之后众叛亲离，一蹶不振。建元二十年（384）正月苻秦冠军将军慕容垂至邺称燕王，改建元为燕元年，是为后燕。三月北地长史慕容泓，在华阴称北济王，改元燕兴，是为西燕。同月龙骧将军姚苌称万年秦王，改元白雀，是为后秦。姚苌在白雀元年内，据查《通鉴》所载，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今陕西中部，当时的北地、新平、铜官川等地，即现在的郴县至铜川一带地方。当时他的势力十分薄弱，还受到苻坚的攻击，他在北地观察形势停留到该年十月才商议进取方向，最后决定进攻新平。在进攻过程中由于苻坚被慕容垂和西燕主慕容冲的牵制和逼迫，他才获得了喘息机会。他从该年十月“自将其众攻新平”，至次年四月新平守将在“粮竭矢尽，外救不至”的情况下，被他骗出城来，乘势夺取的。当时的形势，正如新平守将所说：“惜田单以一城存齐，今秦之州镇犹连城过百”，因而“凭城固守”。可见新平周围的大多数州镇仍属苻坚所有。建元二十一年，即白雀二年（385）五至六月又由于慕容冲攻据长安，苻坚才被迫退出长安，七月被姚苌捉住，八月缢死坚于新平。由上所述姚苌在称王改元之始，他的势力范围不能也不可能远达高昌或西域，仅是在新平之地就费了他蛮多的力气，他哪儿还顾得到边远的州郡呢？就是河西走廊最东头的凉州姑臧，也不属于他的势力范围。

建元十二年（376）七月苻坚以梁熙等人伐前凉，前凉灭亡，苻坚以梁熙为凉州刺史，镇姑臧，杨翰为高昌太守，驻高昌。建元十九年（383）苻坚以吕光伐西域，此时的高昌太守为杨翰，其上级仍是凉州刺史梁熙。据《通鉴》记载：建元二十年（384）七月吕光攻下龟兹，建元二十一年（385）九月吕光从龟兹班师东归，杨翰虽曾以“吕光新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来劝说梁熙，拒绝吕光返回，企图以一州据地自保。同时，美水令张统也劝熙奉苻坚之从弟行唐公洛为盟主。但梁熙未听，还杀了苻洛。当吕光军至高昌，杨翰以郡迎光，军至玉门，梁熙便以“擅命还师”为由移檄责光，并以子梁胤帅众五万拒光；而光报檄凉州，“责熙无赴难之志，而遏归国之众”。双方都打着苻秦的旗号互相指责，在这些话语里谁也没有提到对方与姚苌有过什么联系。倘若梁熙曾响应过姚苌，则吕光必然会作为罪名来指责攻击了。这年八月苻坚本被姚苌缢死。但次年（386）九月吕光在姑臧才知“秦王坚凶问”，冬十月吕光才改元太安。由此可见，在姚苌白雀元年二年以至三年期间，无论是统治凉州的刺史梁熙，其部下杨翰，或者是班师返凉的吕光，他们都不曾奉行姚苌的白雀年号。相反使我们可以得到佐证的却是在吐鲁番的59TAM305墓中出土了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韩瓮自期召弟应见辞一件^〔14〕，和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1910年在吐鲁番掘获的“建元廿二年（386）正月刘弘妃衣物疏”一件^〔15〕。史籍记载苻坚建元年号最末时间为建元廿一年八月，这说明苻坚死了以后高昌还在奉行他的年号，直至建元二十二年正月。

其次，高昌盛行这种衣物疏，从考古出土遗物看，最早有年代可据的是上引59TAM305墓，这座墓葬除了出土建元二十年（384）韩瓮文书一件外，还出土了两件缺名衣物疏，其中一件十分完整，另一件稍残。根据已整理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至第六册统计，晋至唐时期类似这种衣物疏共出土了51件，其中属于十六国时期的有十二件，属于高昌王国时期（从阚氏至麹氏）的有三十二件，属于唐朝初年的有七件^〔16〕，这个数字表明，衣物疏的大量出现是在高昌王国时期。根据笔者对高昌地区奉行年号的考查研究来看，以前凉建兴五年（317）至北凉遗裔且渠氏在高昌称王改元承平，奉用至十八年（460），其中各王年号基本上是明确的，从高昌麹氏麹嘉承平元年（502）下至唐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国，其间的年号也是明确的。如此看来，在此期间问题最多者便是阚氏、张氏、马氏时期，即公元461年至501年间，这个时期也正是衣物疏频繁使用的时期，从白雀元年衣物疏书写格式看，亦与这期间的衣物疏十分相类。如果说马雍先生的推测可资参考的话，笔者基本上是同意的。不过在阚氏奉行柔然永康、太平和他自建建初年号来看，从466年至491年其间年号也是明确的，只是在他统治前期的461—465年所奉行的年号还不为人们所知，因此笔者把这个白雀年号暂时放置于阚氏前期，但有待进一步查考。

哈喇和卓古墓区75TKM96墓出土了“龙兴□年宋泮妻翟氏衣物疏”一件，同墓出土了玄始十二年（423）文书三件，真兴六年（424）、七年（425）文书三件和义和二年（432）文书一件^〔17〕，在真兴年间文书中有“真兴七年（425）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查该墓档案资料，葬有一男二女，此翟氏和隗仪容均为宋泮妻无疑。玄始、真兴、义和这三个年号都是北凉时期使用的年号，则龙兴自当与这些年号比较接近，可是终北凉一朝，从史籍记载和出土考古资料，不见有奉行龙兴年号的。吴震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以下简称《相关问题》）一文中说：“翟氏衣物疏中‘龙’字虽有残，但可辨识；其下一字中间残甚，据边沿残留笔迹，暂释作‘典’（兴）。”但遗憾的是笔者不能查见原件或照片。吴文推测龙兴可能是后凉龙飞之误，“若补为‘飞’字，则与残存之笔势不合”。笔者查阅了该墓发掘档案，原墓葬发掘清理人将此字释为“昇”，如果是“昇”，则十六国时期只有夏赫连勃勃使用过这个年号，龙昇元年407年，使用了七年至413年。则这段时期正是西凉统治高昌，西凉使用的是建初年号，建初三年至九年正是龙昇元年至七年，在此期间建初年号已出土的有四年、七年，不像是西凉使用夏的年号。再以赫连勃勃称王改元来看，夏的势力当时也没有达到高昌。如果是这样，笔者认为这个龙兴或龙昇，只有在北凉统治高昌以后的王朝中去寻找了，因此又有可能属于阚氏至马氏高昌王朝时期自建的年号。

建平年号，拙作《探讨》一文认为：有可能是张氏或马氏高昌时期属于他们自建的纪年。近读吴震《相关问题》一文，吴文用了甚多笔墨来探讨这个年号，他从复原义和三年兵曹文书程式入手，来说明建平与义和和缘禾年号有着密切关系，他认定建平年号系阚爽自为太守期间在高昌所使用。从而他推测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自为高昌太守的阚爽不奉北凉正朔，但为了发号施令，仍续用缘禾年号以‘纪数’。至缘禾六年（437）秋，乃自建‘建平’，称元年，以致两种年号互见”。另一种可能是“且渠牧犍于承和五年改元建平，而史书失记……然而自为高昌太守的阚爽并不奉行这个年号。及牧犍降魏（439），无讳谋据高昌为退守之地，于建平五年（411）与阚爽联系，爽亦因唐契威胁，为了自保，表面顺从无讳，于是奉‘建平’年号。……如是，建平纪年文书起自五年九月与此正相符合”，“以上两种可能，后者似更符合史实”。笔者经过一番研究，以为这两种可能似乎都不能存在。试分析之：关于第一种可能，第一，我国封建王朝或地方割据政权，建元改元，奉行正朔，这是国家或权力的标志，对于这个王朝或割据政权，这是非同小可的头等大事，如前引北魏伐北凉的第一条大罪，便是正朔问题。既然“自为高昌太守的阚爽不奉北凉正朔”，但为什么还要“仍续用缘禾年号以纪数”呢？缘禾年号不就是当时北凉的正朔吗？第二，既然阚爽仍续用缘禾年号以“纪数”，为什么“至缘禾六年（437）秋，乃自建‘建平’”？所谓“纪数”，依吴文意思，不过作为记其数目的符号，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么完全可以一直延用下去的，为什么还要自建建平呢？第三，阚爽改元建平后，在382号墓中还出土了两件缘禾十年三月一日的文书，据《通鉴》所载当时且渠无讳势力并未到达高昌，此缘禾十年（441）又是谁家使用的年号呢？第四，吴文又说：“以致两种年号互见（指缘禾、建平），犹如北凉先后奉夏魏正朔，又保留自己的年号一样。”笔者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北凉在公元424年和425年奉行过夏的真兴六年和七年年号，但同时未见北凉自己在这两年使用过什么自己建的年号，可见“北凉奉夏正朔，又保留自己年号”是没有根据的（参见《探讨》一文）。至于北凉奉魏正朔，又保留自己年号一事这是有的，正如拙作《缘禾考》一文所讨论，那也是以其谐音“缘禾”去附合“延和”，正因如此才遭到了北魏的征伐，促使北凉的覆灭。缘禾与建平，既不是谐音，从史籍记载考查也不见北凉像北魏那样阚爽向且渠氏称臣依附。可见这样类比也是难以成立的。关于第二种可能，第一，所谓“且渠牧犍于承和五年改元建平，而史书失记”者，也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说“其改元或因魏妻以武威公主”的话，史官既然大书特书，“魏主以妹妻牧犍”，牧犍遣使诣平城等事，为什么恰恰在国之大事改易正朔上节省笔墨而少记“改元建平”四字呢？于情于理与封建帝王的礼仪是不相合拍的。第二，吴文说且渠牧犍改元建平，“或因魏妻以武威公主”，“然而自为高昌太守的阚爽并不奉行这个年号”。及至且渠“牧犍降魏（439），无讳谋据高昌”之时，“与阚爽联系”，阚爽为了自保，“于是奉‘建平’年号”。这就是说：当北魏与北凉连为姻亲，其实力相当强大时，阚爽“并不奉行这个建平年号”，而当牧犍政权被北魏覆亡，且渠无讳流窜西域，谋据高昌“与阚爽联系”时，阚爽反而奉行了北凉正朔，这恐怕与常理有些相悖。第三，吴文说：“次年（即建平五年，442），唐契之弟和奔车师前部时，且渠安周正驻守在高昌郡城以北不远的横截城。”据《通鉴·宋记》六记载，宋元嘉十九年（442）四月，“唐契为柔然所逼，拥众西趋高昌，欲夺其地。柔然遣其将阿若追击之，契败死。契弟和收余众奔车师前部王伊洛，时且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宁、白芳二城，遣使请降于魏”。可见唐和在西奔车师前部王时，同时攻拔了且渠安周驻守的横截城，以至高宁、白芳二城。而不是且渠安周正驻守在横截城。吴文紧接着说：“如是，建平纪年文书起自五年九月，与此正相符合。”据《通鉴·宋纪》六又载：此年“八月，无讳将其众趋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闭门拒之。九月，无讳将卫兴奴夜袭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这里的“如是”不知吴文何指？是指八月“阚爽闭门拒之”呢？抑或指九月无讳袭据高昌，而阚“爽奔柔然”呢？如果要与“建平纪年文书起自五年九月”“相符合”的话，可能是指的后者，然而吴文论证的则是阚爽奉用建平年号，看来又与所论相悖。据笔者查考，吐鲁番古墓出土建平文书最早是“建平五年七月祠□马受属”^〔18〕，此七月又非“九月”，可见“与此正相符合”者，也是不相符合的。第四，吴文说：“当时唐契威胁来自东北方，文书中遣兵人往田地守海，或往守白芳者屡见，此与史实亦合。”这“当时唐契威胁来自东北方”语意欠明，是指唐契的威胁来自东北方呢？抑或阚爽的威胁来自东北方的唐契？如果是前者，守海文书又是出自高昌，而不是出自唐契所据的伊吾；如果是后者，则遣兵人守海，又不一定是对付唐契，因东北方还有来自北魏的统一势力，北边还有柔然势力。那么“此与史实亦合”者，是合的前者或后者？吴文说：“以上两种可能，后者似更符合史实”，以上经过笔者分析，这两种可能都是不存在的，尤其后者似更不符合史实。

笔者以为建平年号，正如拙作《探讨》一文中讨论的那样，在没有新资料证实以前，还是暂时归在高昌张氏、马氏王朝期间为好。至于这一年号的深入解决与白雀、龙兴（？）年号一样，寄希望于未来，盼能出土与此可供研究的考古资料。

综合以上讨论，结合笔者过去研究，兹将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列成一览表如下，以供大家参阅，并作本文小结。

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一览表*

续表

续表

*本表在《探讨》一文中发表时，印刷错误较多，今一并补正。

（本文原刊《南都学坛》［社科版］1988年第4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89年第1期全文转载）

【注释】

〔1〕《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创刊号；《前凉年号新考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之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及其说明的历史问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新发现的高昌王阚首归和麹嘉年号考》，《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2〕池田温：《高昌三碑略考》，《三上次男博士喜寿纪念论文集·历史篇》，平凡社，1985年3月。关尾史郎：《北凉政权与真兴年号奉用》，《东洋史苑》1982年第21号；《前凉升平年号奉用的始终》，《东洋学辑刊》1985年第53号；《缘禾与延和的关系》，《纪尾井史学》1985年第5号。白须净真：《高昌阚爽政权与缘禾、建平纪年文书》，《东洋史研究》1986年第四卷第1号。吴震：《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彭琪：《北凉缘禾年号蠡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

〔3〕《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1973年。(https://www.xing528.com)

〔4〕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5〕荣孟源编：《中国历史纪年》，三联书店，1957年。

〔6〕M.沙畹，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图版NO886，释文第182页，1913年（法文）牛津；又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戍丛残”简版十一，释文二。

〔7〕转引自冈崎敬《东西交流的考古学》，平凡社，1975年。译文见《新疆考古》1980年第1期《阿斯塔那古墓群的研究》，第14页。

〔8〕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

〔9〕转引自《流沙坠简》释文二。

〔10〕《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载：“遥与晋三公盟，献书大司马桓温，克六年夏誓同大举。”《通鉴》为“明年”，此为“六年”，六年当指太和六年，即咸安元年，如其为夏，则时间早已过去，疑《晋书》有讹误，故从《通鉴》。

〔11〕《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

〔12〕《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

〔13〕吴震支持史先生看法，并作了一些阐述。参见《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一文。

〔14〕新疆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简报》定名为“韩瓮具结”，《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将“瓮”改定为“盆”。

〔15〕日本《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图版三一，东京法藏馆，1960年。

〔16〕拙作《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综考》一文，《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1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59—73、129页。

〔18〕《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59—73、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