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凉年号补：后凉、西凉、北凉历史研究

关于后凉年号，拙作《探讨》，因缺乏考古资料而未能讨论。据《佛爷庙湾简报》称：M3墓东棺出土了朱书陶罐两件，编号为M3：6、M3：15，朱书内容相同，其中M3：15文字比较清楚，移录如下：

麟嘉八年闰月甲辰朔六日己酉重执［姬］女训身死自注应之今天注地注岁注月注日注时注生人前行死人却步生死道异不得相［撞］急急如律令

麟嘉是后凉吕光年号。据《通鉴·晋纪》二十九记载：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二月，“吕光自称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同书三十记载：太元二十一年（396）六月，“三河王吕光即天王位，国号大凉，大赦，改元龙飞”。知麟嘉年号使用了八年。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太元二十一年丙申岁，是年闰三月甲辰朔，与陶罐朱书“麟嘉八年闰月甲辰朔”干支相符，闰月则是闰三月。朱书陶罐纪年的出土，可补其麟嘉年号考古资料之所缺。

关于西凉年号，拙作《探讨》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只讨论了建初、嘉兴年号，对于庚子未能讨论。《佛爷庙湾简报》又称：M1墓南棺出土了三件朱书陶器，两件为陶罐，编号M1：32、M1：33；另一件为陶钵，编号M1：34。三件朱书内容基本相同，其中M1：32字迹最为完整清楚，现移录如下：

庚子六年正月水未朔廿七日己酉敦煌郡敦煌县东乡昌利里张辅字德政身死今下斗瓶□人五谷瓶当重地上生人青鸟子告北辰诏令死者自受其殃罚不加䓣移殃转咎遂与他里如律令

据《通鉴·晋纪》三十三记载：安帝隆安四年（400）十一月“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叛，移檄六郡，推李属为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凉公、领敦煌太守。暠赦其境内，改元庚子”。又《晋纪》三十六记载：安帝义熙元年（405）正月，“西凉公暠自称大将军、大都督、领秦凉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从隆安四年至义熙元年，恰为六年。李暠改元建初之前定都于敦煌，建初元年九月才徙都于酒泉。这三件朱书陶器的出土，证实了李属在该年正月二十七日后才改元建初。(www.xing528.com)

近读王重民撰《敦煌遗书论文集》^〔12〕，王先生在该集《记敦煌写本的佛经》一文中说：斯坦因在敦煌拿走的《十二诵比丘戒本》（斯797）一卷，末有题款为：“建初元年（405）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戊时比丘德佑于敦煌城南受县戒”文字。这件题款补证了李属建初元年。

北凉年号比较复杂，拙作《探讨》用了较多篇幅进行讨论。今见《佛爷庙湾简报》又称：M1墓北棺出土了墨书陶器两件，一件为陶罐，编号M1：6；另一件为陶钵，编号M1：8。其中陶罐墨书如下：

玄始十年八月丁丑朔廿六日壬寅张德政妻法之身今下斗瓶五谷瓶［用］当重复地上生人［青］鸟子告北辰诏令死者自受其殃罚不䓣加不得注仵生人移殃转咎遂与他［里］急急如律令

陶钵所书内容基本相同。玄始，是北凉且渠蒙逊年号。据《通鉴·宋纪》一记载：永初元年（420），即北凉玄始九年，该年七月，且渠蒙逊伐西凉李歆，次年三月杀李恂西凉灭亡，蒙逊随即派索元绪为行敦煌太守，隗仁为高昌太守，驻镇敦煌和高昌。陶器所书玄始十年（421）八月是蒙逊灭西凉后的第五个月。笔者在《探讨》一文中讨论，吐鲁番古墓出土文书有玄始十一年（422）、十二年（423）年号的，此十年年号的出土正与史籍记载相合。

关于缘禾年号，笔者在《缘禾考》和《探讨》两文中均进行了些讨论。笔者认为：当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延之后，且渠牧犍并没有改元，而继续使用了缘禾年号，这个不改元的做法，正是《魏书·沮渠蒙逊传》中所述，太武帝指责牧犍“虽称藩致贡，而内多乖悖”的“乖悖”表现。也就是伐北凉檄文列举的十二大罪状中“王外从正朔，内不舍僭”的第一条。又据《通鉴·宋纪》六所载：“沮渠牧犍之亡也，凉州人阚爽据高昌，自称太守。”因此笔者推定高昌奉行北凉缘禾，其下限应至八年（439），即且渠牧犍降魏之年。1983年《文物》第1期刊载了《吐鲁番阿斯塔那382号墓清理简报》，该墓新出土文书中除有高昌奉行夏真兴六年、七年年号文书外，还出土了四件缘禾年号的文书，其中缘禾五年、六年各一件，缘禾十年两件。后见1984年《敦煌学辑刊》第1期刊载了柳洪亮撰《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一文，柳文以该墓出土《缘禾五年二月杜犊辞》中有“去年十月内胡贼去后”一语为依据，作了分析，柳文说，“胡贼”是指且渠氏，“去年十月”应是缘禾四年十月，“胡贼去后”即北凉且渠氏势力撤出高昌之后，阚爽就自为高昌太守，由于当时北凉未灭，西凉的残余势力在东，柔然又在其北，北魏还在积极组织统一北方的战争，在此形势下阚爽出于明哲保身，虽自为太守，但没有改元，而继续奉用了原来的缘禾纪年，以示无称王之举，而实际却在经营他的割据势力。因此柳文认为：缘禾四年（435）十月以后实际上是阚爽沿用了原来的缘禾年号，并不是且渠氏在此使用的年号，此年号阚爽一直沿用至缘禾十一年（442）九月，当且渠无讳袭据高昌改元承平时才停止了使用。笔者以为柳文的推断有一定道理，但《通鉴》明确记载“沮渠牧犍之亡也，凉州人阚爽据高昌”，对于这一记载我们也不可轻易否定。笔者寄希望于未来，希望出土更能证实此问题的考古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