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盆地：石窟寺艺术集中地，佛教遗迹丰富

吐鲁番盆地也是我国石窟寺艺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石窟寺院又叫千佛洞，这是佛教徒修身养性、坐禅练功、妄图超度的场所。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北部，向西北传入我国新疆，经河西走廊再传入内地，根据史籍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高昌就是“俗事天神，兼奉佛法”（《魏书·高昌传》）。唐代高僧玄奘途经这里时，国王麹文泰就曾对他说：“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直到回鹘高昌时，这里依然是佛教盛行，北宋王延德使高昌行记中说：“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宋史·高昌传》）。所以至今这里保存着许多佛教遗迹，主要的有柏孜克里克和吐峪沟千佛洞，胜金口和雅尔湖石窟寺院等。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位于高昌故城之北约15公里，在木头沟河西岸的断崖上，现存洞窟编号83个，其中有壁画的40多个，保存壁画总面积约1 200平方米，这些壁画就其内容绝大多数是依据佛教经典绘制的，也有各种单纯的佛像和菩萨像。这些石窟根据阎文儒先生的研究（参见《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载《文物》1982年第7、8期合刊），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以18号窟为代表，是开凿石室与土块垒砌相结合的窟，窟中心方柱前的横券顶已崩塌，从残存的左右甬道、隧道顶上所画的斗四式平綦，忍冬纹、鳞纹的边饰和两壁上所画的通肩大衣式千佛来看，开凿年代相当于南北朝末到初唐，即麹氏高昌王国时期。第二期以17、29号窟为代表，17号窟的左右壁上画有十方佛像，窟顶画有“西方净土变”和“地狱变”的图像；29号窟的佛背光上部画有“忽雷”形状的乐器，其壁画由人物中的菩萨、供养人服饰，到缠枝宝相边纹，都是间用土红颜色，具有比较典型的盛唐中唐风格。第三期以27、31号窟为代表，壁画题材多在宝顶画千佛，或在塔顶上画双播，在佛的背光上，画出水波纹、钱纹或宝珠火焰券草纹等，更重要的是在这期石窟壁画上出现了汉文或汉文回鹘文题记，这期时代大致在晚唐至两宋时期。第四期以39、40、42窟为代表，这期出现了头着幞头有长飘带的星宿图案、佛涅槃像和桃形髻或花冠式的回鹘女供养人像、“山”字形冠或高髻式冠的回鹘男供养人像，以及蒙古骑士装束的供养人像等，这些都是回鹘高昌晚期到元的壁画题材。最近几年以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吐鲁番文管所在清理82、83号窟时还发现了极似埋藏舍利的“地宫”建筑“影窟”。据有的研究者认为，影窟是继我国汉晋以来为死者树碑立传的反映，这个影窟的出现有可能是安葬寺院长老骨灰或遗体的地方。

吐峪沟石窟，在高昌故城之东约15公里，位于吐峪沟水出山口的东西半崖上，东部可分两区，编号21个窟，西部以半石窟和土块垒砌的方法建造有16个窟，此外东西半山腰中还有许多已风化的残石窟。这处石窟群据阎文儒先生研究，是高昌地区最早的一处，上可以溯至晋设高昌郡时期，下可以延至麹氏高昌国较晚的时期。东部一区的第4窟保存较为完整，窟作正方形穹庐顶，中心设高坛基，四壁有弧度，与中原晋墓建筑形式相接近。窟顶正中画莲花，四周画条幅，条幅中画佛立像。左、右、后三壁的壁画分层绘画：上层画千佛，中层画佛本生故事，本生故事图中有汉文题记“尸毗大王”“昔有国王名曰妙光为一切……”等，题记字体与罗布淖尔地区发现的晋简和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晋、十六国卷子中的字体相同。因此可以认定此石窟的开凿年代大致在高昌设郡时期。东部二区从其中的第2、3、4号窟来看，各窟内都有简单的壁画，佛像下座为佛床，边饰采用粗大的忍冬纹，千佛像作通肩式大衣，轮廊线多作粗线条，内部用大笔烘染，画风较为简朴，开凿年代似乎比一区第4窟稍早。在西部的16个窟中，比较完整的有一个，从残余的甬道纹饰来看，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第一期时代大致相当，可以认定为麹氏高昌时期。

胜金口在高昌故城城北约6公里，位于木头沟水出火焰山的山口处，吐（鲁番）鄯（善）公路穿过这里，共有窟寺四处：两处在山腰，两处在山麓，石窟10个，多为土块砌筑，窟内间有壁画，画面已模糊不清，壁画中多有回鹘文题记。在山麓的寺院中，曾发现有婆罗迷文文书，梵文和汉文佛经残卷。雅尔湖石窟，位于交河故城西约7公里，依崖岸开凿在半山腰中，共有7个石窟，其中6个是供礼拜用的支提窟，1个是作为修行用的毗诃罗窟，尚属完整，间有壁画，画面多已斑驳不清。在第5窟的西壁上残留有突厥文题记。胜金口寺院和雅尔湖石窟从建造的方法、形制和壁画风格、题记来看，开凿时间大致应在唐至回鹘高昌时期。(www.xing528.com)

以上我们回顾与介绍了吐鲁番学与吐鲁番考古的发展及其研究概况，从这些有限的回顾与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吐鲁番学与吐鲁番考古一样，有着十分广泛的内容，确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不但对研究我国的历史、地理、宗教、艺术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对研究古代科技、中西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与敦煌学一样都是当今世界的显学。自20世纪初叶以来，它在长达七八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日益显示出蓬勃的活力。正如季羡林先生指出的，“今天，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外国，它（吐鲁番学）已经成了一门地地道道的显学。在许多国家，每年都有大量的专著出版。在外国许多大学里，都设有专门讲座讲授这两门（敦煌学、吐鲁番学）学问”（前引《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因此，笔者殷切希望从事吐鲁番学与吐鲁番考古研究的专家学者，努力奋进，使我国的研究达到更高更好的水平。

附记：本文是作者在1986年5月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举行的学术报告会和东疆军区文科进修班上的讲演，略经整理而成。文中第一部分所引新中国成立前各国在吐鲁番地区拿走的文物情况，主要参考了新疆博物馆编译、达布斯著《新疆探察史》，1976年6月打印本；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宋子明校《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982年10月甘肃人民版；杨建新、马曼丽编著《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1983年9月河南人民版；陈国灿《吐鲁番文书在解放前的出土及其研究概况》一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6期；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一文，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3期；耿昇《法国的敦煌学研究概况》一文，1983年8月中国中亚文化协会学术交流会打印稿。文中为避免引文繁琐，未能一一注明。

（原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