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学的兴起与西域历史研究

何谓吐鲁番学？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吐鲁番学这个名词，是一个新名词。20世纪初起，东西方一些所谓探险家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大量的文献和文物，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种学问被称之为吐鲁番学，它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载《红旗》1986年第3期）。

吐鲁番学的产生，是伴随殖民主义者对这一盆地的古代文化遗存的考察发掘开始的。目前，它与敦煌学一样，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

19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就曾多次派遣人员在我国新疆获取各种情报，1879年彼得堡的皇家植物园主任雷格尔就到吐鲁番盆地采集了许多植物标本，并对这里的古遗址进行了探察，回国后撰写了《吐鲁番探察记》一文，发表在《佩特曼地理月报》上，探察记介绍了他发现的古城，说“那里有一个如同罗马城市的废墟”。他的介绍引起了西方人士对吐鲁番盆地的兴趣。1893年12月沙俄又派出由马波洛夫斯基和柯兹洛夫组织的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建立气象站进行气象观察，与此同时带走了这里的许多回鹘文写本和其他文字经卷，回国后出版了《俄国地理学会组织的中亚考察团作业（1893—1895年）》一书。1897年由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派出了以克列门兹为首的探险队，在吐鲁番搜集了许多壁画、碑刻和汉文、梵文、回鹘文写本文书和经卷，回国后发表了《吐鲁番及其古迹》等文章。189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拿走的宝物，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在会上成立了号称“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会”。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他们把这个“俄国委员会”改名为“中亚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国际学会”，总部设在彼得堡，各国设分会。俄国委员会后来得到沙皇的批准和资助，奥登堡是这个委员会的主持者。1909年奥登堡以“中亚远东国际学会俄国委员会”名义，组织了考察队，由喀什前来吐鲁番，又拿走一大批古物、钱币、绘画、雕刻和文书，仅据发表的简报透露在吐鲁番拍摄的胶卷已达8 000张。

当俄国对吐鲁番的文化遗存感到极大兴趣时，也刺激了德国人的东来。1902年柏林人种学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得到了大资本家西蒙和克虏伯财团的资助，组织考察队经俄国来吐鲁番，对石窟寺遗址绘制了详图，拿走了大批汉文、突厥文和摩尼教经文及其他宝物，1903年春运回德国时计有46大箱。是后在柏林出版了《1902—1903年在高昌故城及其附近进行的考古发掘报告》一书。1904—1905年德国又派出了以勒柯克为首的考察队，再次来到吐鲁番对柏孜克里克、吐峪沟等石窟进行揭剥，整块整块地从墙壁上揭走了色彩鲜艳的壁画，从高昌故城内运走了《北凉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和《主客长史阴尚口造寺碑》，拿走了摩尼教壁画和回鹘文经卷。这次运回柏林的文物计有200箱。1905年12月德国再次组织以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为首的探险队，继续在吐鲁番挖掘古迹，揭剥壁画，搜集经卷、文书，分两批运回德国：1906年由勒柯克运回90箱，1907年由格伦威德尔运回174箱。后来勒柯克根据他的所得集成《高昌》一书。

俄国和德国对吐鲁番宝物的搜集，也刺激了法国、日本和英国。法国人以汉学家伯希和为首，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库车和敦煌，尤其是敦煌，所以敦煌学在欧洲最先是由他们的研究开始的。

日本的考察团是由西本愿寺的长老大谷光瑞主持，来到吐鲁番进行活动的是大谷团的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他们两人分两次进行：1912年用了10个月时间在阿斯塔那挖掘古墓，出土大批文书、殉葬品和墓砖，1913年吉川又在这里挖掘了一年。这次发掘的物品主要收藏在龙谷大学，仅公布的“大谷文书”藏号达7 733件，其中汉文有4 830件，回鹘文978件，其他有梵文、藏文、蒙文、西夏文等425件，汉文与其他文合写的双语文书530件。

日本人刚走，英国人又接踵而至，其中有大名鼎鼎的斯坦因，他于1914年11月来到吐鲁番，除了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切割壁画、搜集经卷以外，还在阿斯塔那挖掘古墓，测绘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的地图，1928年他整理出版的《亚洲腹地》四卷本中，吐鲁番部分占了三章，被他编号的文物、文书有1 200余号。

以上各国拿走的这些古物、文书、经卷、碑刻、壁画成了他们以后进行吐鲁番学研究的基础资料，但是研究水平很不平衡，其中尤以俄国最差，俄国拿去的宝物收藏在彼得堡的亚洲博物馆，即后来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他们对这些东西特别是文书，六七十年来既缺乏能力进行研究整理，也秘不示人。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大会期间，列宁格勒分所陈列展出了一部分文书，其他艺术品等究竟有多少，仍未见问世。1963年和1967年他们编出了《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两卷，名为“敦煌特藏”，其实许多是吐鲁番文书。(www.xing528.com)

德国拿走的宝物，属于文书部分的藏在柏林普鲁士学士院（后改名柏林科学院），壁画及其他艺术品藏在柏林民俗学（即人种学）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存藏的壁画和一部分文物毁于战火，而古文书曾一度下落不明，实际上转移到了东柏林，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科学院。初步统计有回鹘文卷8 000件，汉藏文书6 000件以上，还有其他语种文书。战后在哈特曼教授主持下整理这些文书，由于德藏吐鲁番文书数量太大，所以东德科学院的东方语言研究所组织了“吐鲁番文献研究委员会”，聘请了匈牙利、日本等国的汉学家进行研究整理，陆续出版了《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至1983年已出版六集。

英国斯坦因拿走的吐鲁番宝物，由于他这次来新疆和甘肃河西活动与英印政府订有协议，印度政府资助了3 000英镑费用，所以他这次拿去的除一部分送至大英博物馆外，其余部分藏在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他把他这次拿走的汉文文书交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学生马伯罗考释，著成《斯坦因在中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文书》一书，其中除第一、二部分为敦煌、楼兰所出简牍文书外，第三至第八部分均为吐鲁番所得的公私文书和写经残本。藏文文书后来由英国的托慕士加以整理出版，其他的艺术品、丝织品、古印章、碑刻等物在他的《亚洲腹地》一书中均有描述。

法国人的主要注意力虽然集中在敦煌，但是敦煌被他们拿走的多属于佛教物品，直接的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东西不多，除他们继续研究敦煌的那些宝物以外，也十分重视新疆特别是吐鲁番出土物的研究。

日本搜拿去的宝物，带回日本后，因西本愿寺财政发生困难，曾将其一部分出卖转让，所以有一些转到当时日属我国旅顺博物馆，另一些转到了当时朝鲜总督府汉城博物馆，而价值较高的都留在日本。旅顺部分1933年和1943年相继出版过《旅顺博物馆图录》，此外还有许多文书，据日本初步整理有1 500件，未整理的尚有10包，这些文书现存辽宁旅顺博物馆。朝鲜部分1930年出版过《朝鲜总督府博物馆藏大谷搜集西域遗物写真集》。留存日本的部分，少量的文书与一些古物、壁画、雕刻等分存于东京和京都的博物馆，他们先后出版过“写真集”（即图录）或目录。而余下有价值的吐鲁番文书，则归西本愿寺所有，后转兵库县二乐庄研究所整理。橘瑞超编写了《二乐丛书》四册，刊布了一些文书、文物照片。后来二乐庄解散，再移交西本愿寺开办的龙谷大学管理。1953年1月日本成立“西域文化研究会”对这些文书展开了全面研究，1958—1962年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丛刊五大卷。后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成立了“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分别专门搜集世界各国收藏的敦煌和西域文书，重新编目并整理提要，1964年以后出版了《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四大册。几十年来日本出现了一支宏大的以吐鲁番和敦煌文献为基础的研究队伍，培养了许多著名学者，出版了不少专著，如仁井田陞的多卷本《中国法制史研究》，山本达郎的《唐代均田制的研究》，日野开三郎的《唐代租庸调研究》，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等，目前日本是世界上研究西域文化，特别是研究吐鲁番文书力量较强的国家。

当外国殖民主义者一批一批地来到吐鲁番等地拿走宝物的时候，正是清王朝统治腐败无能摇摇欲坠的时候，由于官员们的愚昧无知，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但没有阻止这些殖民主义者的活动，像王树柟等人还以鉴赏家的角色甚至把古品馈赠与“洋人”。但是，也有一些学术感较强的学者，如罗振玉，他于1909年在北京目赌法国伯希和拿走的敦煌宝物，就曾促使清廷封闭莫高窟藏经洞。1914年他在旅居日本期间，得知大谷探险团在吐鲁番掘获高昌墓砖后，便冒暑往观，亲录其文是后编成《西陲石刻后录》一书，并就墓砖纪年查考史籍编成了《高昌麹氏年表》一卷。

1927年由我国学术界发起与瑞典人斯文·赫定等人合作组成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黄文弼先生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之一，他先后于1928年和1930年两次来吐鲁番对古遗址作了勘察，发掘了古葬，搜集了古物，不久整理出版了《高昌》《高昌砖集》和《高昌陶集》等著作，黄文弼先生的工作把我国的吐鲁番学研究有力地推进了一步。

但是，我国吐鲁番学研究的发展，主要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里的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文物古迹进行了科学调查、发掘和保护工作以后，特别是近十年以来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研究工作开展以后，才繁荣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