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传：入唐八家与五位大师

在1991年12月的九州史学会年会上我曾提及佛教的发祥地在印度次大陆，但日本的佛教与印度次大陆佛教是显著不同的，它渊源于中国，是已经中国化了的佛教，即汉化佛教。随着遣隋使、遣唐使前来中国，求法学经的学问僧也一批一批地来到大陆，据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木宫泰彦先生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中的统计，入唐学问僧共有116名，这些学问僧在唐学习期间十分用功，非常刻苦，他们还特别注重中国古籍、经典、佛像、佛画和佛具等物的搜集、抄写和复制^〔31〕。公元653年（日本白雉四年）入唐学问僧道昭（道照）在唐八年先从玄奘学法相宗，后又学禅，归国时带回经论甚多，成为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传祖师。据说他遗言死后火葬是为日本火葬之始。又如717年（日本养老元年）入唐学问僧玄昉，在唐学习十八年，从濮阳智周学法相宗，回国时带回经论1076部共5048卷。这个数目与唐《开元大藏经》的数目相差无几，很可能就是《开元大藏经》，是后他成为日本法相宗的第四传祖师。在这些学问僧中著名的有八人，号称平安时代（794—1086）的“入唐八家”，他们是最澄、空海、常晓、园行、园仁、惠运、园珍、宗睿。入唐八家带回的典籍文物，在佛典中以与天台、密教有关者为多，这对于以天台宗和真言宗为代表的日本山岳佛教的兴起具有很大影响。同时，体现了唐代画风的佛像、佛画和祖师肖像等的输入，对日本的美术绘画也有积极影响，成为藤原时期（969—1068）流丽典雅画风的渊源。在这八人中有四人被天皇敕赠为“大师”称号，还有一人在唐学习期间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就被天皇牒敕为“大师”，但在学成归国途中遇难于海上。这五位大师是：

传教大师最澄（767—822），804年入唐，在浙江天台山从道邃学天台宗，回国后极得天皇赏识，在今京都东北郊的比睿山建立天台宗大乘戒坛，创立日本天台宗。死后清和天皇追赐谥号为“传教大师”。

弘法大师空海（774—835），804年入唐，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学密教。回国后在纪伊国（今大阪府东南和歌山）的高野山建立金刚峰寺，后来嵯峨天皇又把平安京中的东寺授予他，赐名“教王护国寺”，开创日本真言宗。空海善于诗文、书法，曾与嵯峨天皇、桔逸势并称当时的“三笔”。死后醍醐天皇追赐谥号为“弘法大师”。

慈觉大师园仁（794—864），最澄弟子。838年入唐，先在扬州从宗睿学梵语，后巡礼山西五台山，再到长安从元政、义真学密教。回国后被文德天皇敕封为延历寺座主，并曾为文德天皇、仁和天皇授菩萨大戒。他大大发展了最澄的事业，经他之手把日本天台宗变为密教，即谓“台密”。死后被清和天皇赐谥号为“慈觉大师”。

传灯大师园载（？—877），最澄弟子。838年他为了解决天台宗中的五十个疑难问题，入唐去浙江天台山求答。由于他“勤求圣道”颇受唐朝朝野人士的尊重，唐宣宗特诏他到宫中讲经说法，并赐紫袍。仁明天皇为表彰他的业绩，牒赐他为“传灯大师”。877年当他满载40余年搜求的数千卷三教九流的各种典籍和许多佛像、佛具回国时，不幸在海上遇难。

智证大师园珍（814—891），853年入唐，先在福州开元寺从中天竺僧般怛罗学梵语。后巡礼浙江天台山，在越州（今绍兴市）开元寺研究天台宗，后又在长安从法全学密教。回国后在近江（今滋贺）开创园城寺，成为天台宗专门派的开山祖师，死后醍醐天皇赐谥号为“智证大师”。

以上五位大师，除园载死于归途未能回到日本施展抱负外，其他四人均系一代宗师，在日本宗教史和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成就，当然是与当时的唐日文化交流分不开的。

末了，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的两次讨论都是讲的公元9世纪以前的事，在汉唐时期，我国的封建文化处于发展兴盛阶段，特别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日本与我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的友好交往具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当今的日本已跃居世界发达国家之列，而中国却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向日本借鉴学习的方面甚多，如繁荣经济、管理社会、发展科技、发扬传统美德等，以使中日两国在更高层面上的发展与合作取得更好的成果。

（原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注释】

〔1〕参见《〈魏志倭人传》の世界吉野ケ里遗迹展》，朝日新闻西部本社，1989年。

〔2〕参见《〈汉委奴国王〉金印展—金印发见二百年图录》，日本福冈市立历史资料馆，1984年。

〔3〕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图录10，文物出版社，1975年。

〔5〕《福冈市博物馆常设综合展室介绍》第一部分“奴国时代”，1991年。

〔6〕福冈市立历史资料馆：《早良王墓とその时代——特设展图录》，1986年。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の考古学—その步みと成果》，1988年。

〔7〕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时期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8〕严文明：《中国稻作农耕の起源展开》，1988年日本考古学协会设立40周年纪念《日本おける稻作农耕の起源展开资料集》。

〔9〕冈崎敬：《日本における初期稻作资料——朝鲜半岛との关连にふれて》，1986年《朝鲜学报》第49辑。西谷正：《朝鲜半岛における初期稻作——その研究史的展望》，1969年《考古学研究》第16卷第2号。

〔10〕《三国志·魏书》卷三十《倭人传》云：倭人“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蚊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压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这种文身习俗的记载，也可能与稻作传播路线有关。

〔11〕西谷正：《シルクロードの考古学——新疆から朝鲜·日本まで》，权藤与志夫主编《ウイグル：そのんひとと文化》，朝日新闻社1991年4月版。汉文译文参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www.xing528.com)

〔1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河姆渡文化”，1986年。

〔13〕同上书，“钱山漾遗址”。

〔14〕《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华书局版。

〔15〕《日本书纪》称东晋南朝为“吴国”，是因为3世纪时孙权在江南立国，先是建都于武昌，后来迁都于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国号吴。4世纪以后东晋和南朝继吴在江南建立政权，仍都建康（吴时建业），溯其渊源故称其政权为“吴国”，称其人民为“吴人”。

〔16〕《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日本佛教”“中国佛教”，1988年。

〔17〕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新沢千冢126号坟》，1977年。

〔18〕正仓院事务所编：《正仓院の宝物》，朝日新闻社，1965年。

〔19〕参见注②与福冈市立历史资料馆《早良王墓とその时代——特设展图录》。

〔20〕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福冈市立历史资料馆：《弥生时代的对外交涉展·展示品解说目录》，1975年。

〔21〕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考古》1984年第5期。

〔22〕参见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

〔23〕参见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

〔24〕参见原田淑人《〈魏志倭人传〉から见た古代日中贸易》，《东亚古文化说苑》，1973年。王仲殊认为：亶洲当为日本列岛的一部分，未必仅限于种子岛。说见《三角缘神兽镜综论》注93。

〔25〕“赤乌元年”神兽镜，于1896年出土于日本山梨县乌居原古坟。“赤乌七年”神兽镜于1936年出土于日本兵库县安仓古坟。参见梅原末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第66、68页，1942年。

〔26〕参见杨泓：《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6期。

〔27〕《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28〕参见武安隆著《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参见武安隆著《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30〕冈崎敬著：《中国的考古学》隋唐篇，同朋舍，1962年。

〔31〕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