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这使中国从长期战乱分裂的局面下重新走向了统一，经济和文化相对得到发展。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在隋王朝统治期间（589—618），推古天皇曾五次派出遣隋使前往隋都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学习中国文物制度。根据《隋书》和《日本书纪》记载，这五次是（日）推古八年（600）、十五年（607）、十六年（608）、十八年（610）、廿二年（614），14年中有5次，可见是比较频繁的。其中十五、十六年遣隋使是小野妹子，廿二年是犬上御田锹，随同遣隋使前来的还有学问僧、留学生等，他们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应当特别提及的是，在推古天皇时期摄政的圣德太子，他不但积极主张派出遣隋使，还在弘扬佛教、向中国学习制定律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推古天皇及其后继者继承了这一事业，不断派出遣唐使、学问僧和留学生。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自唐学成回国的惠齐、惠光、医惠日、福英等人上奏天皇说：在唐留学业已成就的人员，应予召回，并且建议：“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27〕天皇采纳了这一建议，从舒明天皇二年（630）至宽平天皇六年（894）的264年间有史可据的遣唐史共有19次〔28〕。遣唐使一行从大使、副使到学问僧、留学生等使节、职员、学生、从者、水手，每次少者十几人，多者五百余人，一般都在一二百人左右。当然友好往来是双向的，在遣唐使不断到来的同时，唐王朝也派出赴日使，勾稽史籍至少也有八次，其中不含渤海地区派出的地方使节〔29〕。这些使节在当时航海技术十分幼稚的条件下，历尽千辛万苦，有的甚至贡献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经行的路线，学者们说法不一，有说两条、三条，有说四条、五条。我赞同冈崎敬先生的意见〔30〕有四条：一条北路，实即遣隋使赴隋之航路。据《隋书·东夷传》记载（按《隋书》记载倒推的路线，下同）：出竹斯国（筑紫，今福冈太宰府市东南）至一支国（今壹歧）至都斯麻国（今对马岛）至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中西部渡过黄海到达中国的胶东半岛，在登州（今山东蓬莱）或莱州（今掖县）登陆。第二条南岛路，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出太宰府至萨摩国阿多郡（今鹿儿岛川边郡）至多祢岛（今种子岛）至益救岛（屋久岛）至阿儿奈波岛（今鹿儿岛西南诸岛之一）再越过东海而达长江口岸。第三条南路，又叫大洋路。据《日本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十八年（876）条记载：出筑紫国向西南抵肥前国松浦郡值嘉岛（今长崎县平户岛或五岛列岛）再往西南直接横断东海到达长江口岸。第四条即渤海路，由渤海郡王的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县境）沿图们江及朝鲜半岛东岸南下到达对马海峡，顺对马海流到北陆道（今本州北部）沿岸登陆。以上四条航路除第四条外，前三条就其航行时间的季风而言，从阴历的四月至八月日本和中国长江口岸一带刮西南风，这时从中国向日本航行就比较方便。单程10日可达。反之，入秋以后九州近海虽刮西北风，但越过这一带进入东海就是东北风，此时由日本到长江口岸顺风而行，10日左右亦可到达。以上四条航路其中前三条的出入点均在九州，具体些说是在福冈县的太宰府及其附近。太宰府自公元1世纪倭奴国时代起就是日本外交与军事上的重地，以后律令制国家形成后又成为特别行政区，遣隋使遣唐使不断从这里出入，直到公元894年（宇多天皇宽平六年）遣唐使停派后，这里也是中国大陆与日本进行商贸活动的重地。到了公元12世纪它的繁荣才为太宰街的外港博多所代替。所以我们要说东丝绸之路的话，九州及其福冈是这条路线上的重要枢纽。(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