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塔里木盆地早期居民及其文化|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

关于环塔里木盆地的早期居民及其文化问题，学术界前辈无论是国际的还是我国的都做过不少研究。虽有一些有益的见解，但许多问题仍然存在。这里的居民和文化，是本地的抑或是异地的？为什么在这块土地上呈现出既有西方色彩的又有东方色彩的还有南方色彩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色彩的许多因子？它越出了问题本身研究的范围，涉及学科甚多，势必难度很大。而目前国际学者和我国学者对这一地区已经取得的诸学科上研究的成果，还未见到综合的处理；因此，我在这里提出的一些看法，虽不很成熟，但是我想也是可供深入研究探讨时参考的。

无论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丝绸之路发展史、中亚地区史，还是研究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关系史，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及其文化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这里保存的文化遗物是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宝库，保存丰富的人类体质学上的资料，为研究种族人类学提供了可贵的条件；这里出土的各种文字资料和艺术品，是研究当地历史和文化艺术及其相邻地区有关问题的基础，也是有关学科研究的基本素材。因此，研究和正确阐明塔里木盆地居民及其文化，对解决学术上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根据中国古代史籍记载，塔里木盆地是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史记》和《汉书》说，这里曾有三十余国，后又发展为五十余国。所谓的国，当然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概念，只不过是些比较原始的政权单位。多者，千户、万户；少者，数十户、数百户，其中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行国，也有依赖绿洲农耕而定居的城郭之邦。这些所谓的国，在公元1世纪后逐渐发展成为几个大的政权单位：在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是楼兰、鄯善（今若羌），西南部的是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其北部的是焉耆、龟兹（今库车）。现在我就按照这几个大的区域加以考察和研究。考察研究的基础，一是我国史籍有记载的；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近四十多年以来考古发掘的资料，对这些资料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已经取得研究成果的，主要是种族人类学上和语言文字学上的研究成果。

第一，楼兰、鄯善。《史记·匈奴传》记载：西汉文帝四年（前176）匈奴单于冒顿在与汉文帝的信中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这就是说在公元前2世纪时楼兰已经建立了政权。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139—前126）后向武帝的报告中也说：“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即今罗布泊，楼兰故城正位于罗布泊西北岸孔雀河下游的干三角洲上。《汉书·西域传》记载：楼兰在西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时，“更名其国为鄯善”。更名之后有无迁都，史无明文，但从早期“丝绸之路”的走向，道经楼兰、鄯善的位置，迁都是肯定无疑的。

楼兰出土的怯卢文书证实，本地属“楼兰语”区，怯卢文称楼兰为kroraina，即汉语对译的原音，怯卢文书出土最多之地，一是尼雅，二是楼兰，三是米兰，四是安德尔。这些遗址都在当时的鄯善国境内。其内容有国王敕谕、籍帐、信函、契约、题记、官府文书、文学作品等。使用者上至国王、官吏，下至一般国民，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所以我们说古代新疆地区使用怯卢文以书写本国语言的就是鄯善。

怯卢文由音节字母组成，用这种文字书写的语言并不称为“怯卢语”。它最初是在印度西北地区出现和使用，表达这一带方言，有的学者称为“古印度西北方言”或俗语，它和印度雅语中的梵语同属印欧语系。由于用怯卢文书写的上述这种语言盛行在贵霜王朝统治的古犍陀罗地区，同时它随犍陀罗文化艺术而一同推广，故有的学者又认为使用“古印度西北方言”或俗语指称似不恰当，建议改称为“犍陀罗语”。

新疆怯卢文书经英国学者布罗研究，认为十分独特，它虽属“古印度西北方言”或“犍陀罗语”，但它和“古印度西北方言”或“犍陀罗语”的其他变种都不相同，特别在词汇方面使用了相当多的本地方言和专有名词。这种独特的怯卢文语，除新疆外，其他任何地区都未发现，因此他认为应单独命名为“楼兰语”。这些操“楼兰语”的居民在体质人类学上有何特征？

1980年4月由我领队的中国新疆楼兰考古队，在楼兰古城东北部的两个台地上，发现和发掘了两处墓葬群，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有许多含汉代文化特点的中原器物，如锦、绢、丝绵、铜镜、漆器、五铢钱等，绝对年代据14C测定距今2040年±90年—1880年±85年，相当于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从两处墓地选取的6具人骨标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先生鉴定，除1具呈现出较明显的蒙古人种形态特点外，其余5具均具有很明显的西方欧洲人种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塔吉克斯坦帕米尔的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塞人（saka）墓地头骨标本相似。因此，在体质形态学上与地中海东支即印度—阿富汗类型接近，有可能是当时塞人向东迁徙的一支。

第二，于阗、疏勒。于阗最早见于《史记·大宛传》，传云：大宛“东则抒采、于阗”。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具为天子言之”的报告。证明于阗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已成为政权单位。《后汉书·西域传》称：“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统，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是西域大国之一。曹魏时期据《魏略·西戎传》记载：南道西行，“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穴（皮）山国皆属于阗”。1906年斯坦因在安德尔（古称精绝，后属扜弥）挖掘出土了怯卢文书6件，其中5件属鄯善，1件属于阗，属于阗的1件开首冠称“于阗大王、王中之王尉迟信诃，在位之第三年”，是其地一些时间属鄯善，另一些时间属于阗。

疏勒国，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传云：“王治疏勒城。”根据早期佛典记载，疏勒与于阗有着密切关系，如《大集经·藏分护塔品》中说：从疏勒曾有二万“福德众生”（人）移往于阗住居。藏文《日藏经》更把于阗作为疏勒的属地。两经撰集时间据学者研究，可能属于公元1世纪，前者似比后者还早，经中所记故事虽为宣扬佛法，不能全语为实。但由疏勒移民于阗，于阗最早曾为疏勒属国应是事实。疏勒王号阿摩支，唐朝册封于阗王时亦冠以此号，如和田出土汉文文书中有“六城质罗刺史阿摩支尉迟”。在于阗语文书中亦常见以Amaca冠于职官之前。(www.xing528.com)

新疆早期居民操塞语的出土文书，分为两组，于阗语和吐木舒克语，比较语言学研究证明，这两种塞语同为一种语言的两个方言，它们均系伊朗语族的东支。其中以于阗塞语出土文书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包括各个方面全国上下都有使用。于阗塞语用婆罗迷文直体书写，于阗国应是由操这种塞语的人所建无可置疑。其王统据史籍记载：自汉至唐尉迟氏相沿不断，“中国诏讼书册符节，悉得传从，相付敬而存焉”。吐木舒克塞语文书已发现的有14件，其中13件出自巴楚县的吐木舒克北面的托库孜沙来古城，它比于阗塞语更为古老，目前尚未完全解读，但据最近有的学者研究发现，抄写这种文书的人自称来自疏勒，很可能是一直没有找到的疏勒塞语。托库孜沙来属唐代尉头州，汉魏以来的尉头国。

塞人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公元前8世纪出现于欧亚内陆，约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他们以斯基泰之名见称于希腊典籍。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所著《历史》与波斯大流士时期留下的三方碑铭，是西方关于塞人情况最翔实的记录。波斯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的碑铭记载塞人分为三支：高尖帽塞人、水边塞人、牧地塞人。1983年在我国伊犁新源地区出土了一尊头戴高尖弯钩圆帽的武士铜俑，对照碑铭中被擒获的塞人形象可以认定，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应属高尖帽塞人。

西域诸国在《汉书·西域传》中，明确记载居民种属的就是塞人。传云：乌孙“故塞地也；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又说：“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今克什米尔），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塞王南徙路线据史籍记载可以追寻：由伊犁河谷南下进入阿克苏河谷，阿克苏河谷中的尉头国当是塞王南徙建立的第一个塞王国，所以他们使用了吐木舒克塞语，进而由喀什噶尔河往西建立了疏勒王国，再折转东南建立了莎车王国。再由此分为两支：一支西进在塔什库尔干建立了《汉书》所称的无雷国，《大唐西域记》所称的竭盘陀国。《通典》云：“其王本疏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国。”另一支由莎车往东南进入和田绿洲，即汉唐史籍所称的于阗国。《大唐西域记》说：竭盘陀国“衣服、人貌、语言与于阗相似”。这说明疏勒、于阗、竭盘陀同种同文，即同属塞人后裔。

关于于阗古代人类体质的研究，根据1983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洛浦县山普拉墓地提供的59具人骨标本研究表明，与地中海东支即印度一阿富汗类型接近，也与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古代塞人头骨接近，墓葬14C测定距今约2200年，墓中出土了大量具有中原织锦特点的“飞凤纹锦”“群猴对象纹锦”“蔷薇纹双面提花锦”等以及有汉文式的铜镜、镜袋和漆器等物，说明当时的于阗与汉朝有极密切的关系。1976年新疆考古队在塔什库尔干县境的香宝宝墓地进行了发掘，根据墓地提供的人骨标本鉴定，与上述山普拉基本一致，亦属现代地中海东支类型。香宝宝墓地14C测定距今2800—2500年，属早期欧亚内陆塞人活动时期，要比于阗塞人早好几百年，这个事实表明：一是香宝宝墓地塞人与于阗山普拉墓地塞人并非同次迁徙；二是于阗塞人确属早期活动于欧亚内陆塞人的一支，也就是高尖帽塞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为地中海东支印度—阿富汗类型，其语言为东伊朗语系。

第三，焉耆、龟兹。焉耆、龟兹的最早记载，亦见于《史记》《汉书》，但未明其种属。最近我国学术界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学者们认为焉耆、龟兹是大月氏在被匈奴攻击西迁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人建立的。根据有二：一是大月氏三次迁徙的路线可以追寻；二是史籍指称他们为月氏。关于三次西迁，《史记》《汉书》均称：大月氏“始居敦煌祁连间”。第一次西迁当在匈奴冒顿单于初年，《史记·大宛传》云：冒顿既立，东灭东胡，西击走月氏。月氏则“攻杀（乌孙王）难兜靡，夺其地”。第二次是在西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即前引冒顿给汉文帝的信中所说：“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下文又说“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西求”当然是到西域寻求，月氏第一次被匈奴击走后已三十余年，月氏这次迁徙应是循敦煌西北进入西域。冒顿所谓的“夷灭月氏，全斩杀降下之”，那是吹嘘，如果都斩尽杀绝，哪有第三次迁徙呢？第三次是在“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乃远去”之时。老上单于统治时间为公元前174—前161年，最后一年距第二次攻击相隔有15年，老上单于在何时何处杀了月氏王，史无明文，但可肯定，月氏最后西徙伊犁河流域是经过焉耆、龟兹绿洲的，而焉耆、龟兹的建国，应与月氏西徙有关。英国伦敦博物馆藏有敦煌写本《西天路竟》，“路竟”云：自伊州“西行一日至高昌，又西行一日里至月氏国，又西行一千里至龟兹国”。据黄盛璋先生考证，此“路竟”是北宋乾德四年（966）宋太祖赵匡胤诏遣行勤等157位前往西域求法的沙门所记的行程纪要。同次前行的相同记录还有《宋史》所载的《继业行程》和《佛祖统记》中的《行勤行程》。《继业行程》和《行勤行程》皆记为焉耆国，而“路竟”称月氏国，为何？并非误记，乃事出有因。焉耆王是龙姓，属龙的家族。大月氏原居河西，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后又迁伪水流域，灭大夏而臣之。一部分留在河西故地者称小月氏，龙家属小月氏，此焉耆龙姓当系西迁中留下的。因此，“路竟”称焉耆为月氏，完全得到合理解释。龟兹亦称月氏，唐释慧琳撰《一切经音义》中云：屈支“名月支，或曰月氏。即今龟兹国也，安西之地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探险热潮推动下各国纷纷派遣探险人员在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拿走了这里出土的许多经卷文书，这些经卷文书大致属于库车、焉耆当地居民在公元3—9世纪使用的，发现之初人们并不明白这些文字记录的是何种语言，后经许多语言文字学家研究，知道了是一种采用印度西北婆罗迷字母斜体书写的文字，它与于阗塞语文书采用婆罗迷文直体书写有些相似，所记录的语言又属印欧语系Centum语支，因此不少语言学家称之为“吐火罗语”。又因这种吐火罗语使用地区不同，在焉耆吐鲁番发现的称为甲种吐火罗语，在库车发现的谓之为乙种吐火罗语。但是20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原大夏地区发现了“真正的吐火罗语”，这种真正吐火罗语与所谓甲、乙种吐火罗语是不相同的。因此，这种所谓甲、乙种吐火罗语，应当正名为“焉耆—龟兹语”，如果与月氏人的西迁联系起来，也可称之为“月氏语”。

以上我把环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及其文化，分为三个区域：盆地东南部属楼兰鄯善地区，使用的是怯卢文，说楼兰语；盆地西南部属于阗疏勒地区，使用的是婆罗迷文直体书写，说的是塞语（于阗塞语，吐木舒克塞语）。此二部分人皆属欧亚内陆塞人，是在不同时期迁徙来此的居民。盆地北部属焉耆龟兹地区，使用的是婆罗迷文斜体书写，说的是月氏语，是月氏西迁时留下的居民。这些看法不一定正确，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1991年12月在日本九州大学国际交流学术讲演会上的专题讲演，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1992年第9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