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霜王朝最负盛名的统治者是迦腻色迦王，他之所以成为中亚古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除了进行军事扩张、使贵霜帝国盛极一时称霸中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他皈依佛教以后为佛教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以前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已经传入贵霜统治中心的犍陀罗地区，但由于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没有兴盛起来。迦腻色迦在统治期间大肆提倡佛教，其中尤以召集佛教第四次结集（会议）称著于世。在他的主张下大力修建窣堵坡（佛塔）、伽兰（佛教寺院）和雕塑佛像，使以希腊式佛像雕刻为主的犍陀罗艺术发展到了极高的境界。
犍陀罗艺术产生于公元1世纪，主要是指贵霜的佛教艺术，其中包括佛教雕像和绘画艺术，而尤以雕刻最为有名。其佛像制作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影响。到公元2世纪中叶犍陀罗佛像制作完全成熟，熔印度、希腊风格于一炉。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长，头发呈波浪形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带有胡须。从考古资料来看，古代于阗、鄯善、疏勒、龟兹、焉耆等地的佛教艺术，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这种影响。
于阗是古代西域较早信奉佛教的地区之一，《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惠生行记》叙述于阗王始信佛法时说：“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喉罗像，忽然自灭。”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毗卢旃是迦腻色迦时代或稍后的高僧。如果是这样，他自然目睹了国内大修伽兰之盛况。于阗王接受佛教后，立即造建佛寺以表示其对佛教的重视。无疑，佛寺这种表现佛教的方式亦传自毗卢旃之口。于阗虽然未见过贵霜境内的佛寺，但根据毗卢旃所说而修建的佛寺大体上应该与贵霜佛寺相当或相似。佛寺与佛像是联成一体的，公元5世纪初曾到过于阗的凉州沙门僧表曾说：“赞摩伽兰有胜宝像，外国相传最似真相。”〔7〕据学者们考证，赞摩寺就是于阗王始信佛法时建的第一佛寺。可见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是伴随佛教的传播一起传入于阗的。19世纪末斯文·赫定来新疆探险，曾在于阗发现一处佛教遗址，他写道：“我们在一面约一公尺高的墙壁上，发现了许多出自名手的石膏像，是一些一部分站着的，一部分坐着在莲花叶上的菩萨以及别的身穿许多褶纹的衣裳，头上放有金光的佛门圣徒。”〔8〕这些佛像造型明显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鄯善是于阗的左邻，佛教传入于阗后紧接着东传此地。今若羌之米兰当时属鄯善王国，20世纪初斯坦因曾于此地发现了一处他认为废弃时间大概是公元3世纪顷的佛教遗址。其中有一些半埋在墙壁里的柱子和“几尊嵌在壁龛中与人身相同的雕像残迹”〔9〕。吴焯先生认为：这些柱子的柱式结构与迦腻色迦时代今日之白沙瓦一带发现的佛塔相近，是学习犍陀罗建筑艺术的结果。至于壁龛中与人身相同的佛像，显然是接受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10〕。
丝绸之路中道佛教传入的时间可能略晚于南道，但与于阗、鄯善相比，这里佛教艺术更具有特色。他们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龟兹、焉耆和吐鲁番等地都在崖壁上开凿洞窟，这种石窟寺院较之南道多为土木结构的寺院来说，为保存佛教艺术品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为我们研究西域佛教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
佛教在中道上首先应传入疏勒，但现存疏勒的佛教遗迹甚少，据学者研究：在今喀什市北部约10公里的峭壁山腰上、当地人称“三仙洞”的地方，虽然洞中不见塑像、石雕，但从隐约可见的壁画内容、画法和艺术风格上认定，当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在最西部留下的最早遗迹了。龟兹是中道上的佛国天地，境内大的石窟群主要有四处：拜城的克孜尔、库车的库木吐拉、森木塞姆和克孜尔尕哈。不论哪一处都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克孜尔石窟最早一期的开凿时代，在公元3—4世纪，壁画中普遍采用了凹凸画法，这种画法最早源于公元前2世纪开凿的印度阿旃陀石窟，随后传入受希腊化影响很深的犍陀罗地区，并随着犍陀罗艺术的成熟而日臻完善。克孜尔壁画在运用这种方法时，充分体现了自己的特点。先用粉加少量赭石调成肉色平涂，然后就肉色底子以赭石沿轮廓线一圈一圈地往内晕染，越向里颜色越浅，渐趋于平涂的肉色。这种画法充分地表现了骨骼和肌肉在人体外形上的起伏变化，使人物形象颇具立体感，“这种从解剖学的角度晕染凹凸面的做法，应该说是接受了古典艺术注意人体结构以及希腊关于人体美的观念影响的结果”〔11〕。
库木吐拉石窟的早期，略晚于克孜尔石窟的早期，但其雕像及壁画艺术都与克孜尔石窟有着一致性。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新2号窟中有一尊佛像，衣饰为右披肩，结跏趺座，双手作禅宝印，左面披肩作褶纹，衣纹凸起处又有阴线一道，可以肯定这与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2〕。
在古代焉耆境内今库尔勒市的那克沙特拉石窟寺院，曾出土过一个半身菩萨像，其头部上有高发髻，作水波纹，髻上似束冠，两耳戴长鬟，两手合掌于胸前，手中持两朵鲜花，上身衣服有极密的褶纹，从这座菩萨像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犍陀罗艺术的影子〔13〕。
总之，贵霜帝国的佛教艺术对西域古代的佛寺建筑和石窟建造以及塑像壁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犍陀罗艺术充当了西域古代丝绸之路佛教造型艺术的蓝本。这种佛教艺术向东发展到了敦煌，再加入中原文化艺术的色彩而更加辉煌灿烂了。
（本文原以《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为题，原文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
【注释】
〔1〕A.K.纳拉因著：《贵霜王国初探》，《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www.xing528.com)
〔2〕王治来著：《中亚史纲》第五章中考证迦腻色迦在位2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3〕马雍：《古代鄯善、于田地区的怯卢文资料综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4〕Kh为梵文“怯卢虱吒”，即Kharostha。661是A.斯坦因第二次来我国时在安得尔第六号遗址掘获的文物编号。
〔5〕马雍：《古代鄯善、于田地区的怯卢文资料综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6〕林梅村：《怯卢文书及汉怯二体钱所记于阗大王考》，《文物》1987年第2期。
〔7〕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56年重印版。
〔8〕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版。
〔9〕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七章“磨朗的遗址”，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联合出版。
〔10〕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新疆艺术》编辑部编《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11〕吴焯：《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兼谈西域文化的性质》，《文物》1984年第12期。
〔12〕闫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新疆艺术》编辑部编《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13〕闫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新疆艺术》编辑部编《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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