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及实践思维，弘扬核心价值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实践是戳破虚无主义的假象的有力武器。认知的虚无主义所宣称的真实的世界本身不可认识，人不可能认识世界的本质，都将在人们实际改变世界的行动中化为谬论。而注重改变现实的实践精神也是对抗价值虚无主义侵蚀的有效力量，那些宣扬人的努力无价值、人的存在无意义的观点将在人努力改善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攻自破。

但无论是否认人能够认识历史规律的能力，还是否认人的存在的价值，从根本上都是否认人有把握并运用社会规律来改造世界从而为人自身服务的实践能力。它否认的是人具备在既有现实基础上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否认每一时代的社会总是在前代人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这种观点的人永远缺乏信心、想象力和勇气从现在开始为后代创造些什么，他对过往的意义不理解，而自己的未来则是一片荒芜。因此，这种观点否认了过去和未来，也抛弃了当下，换句话说，也就否定了历史的存在。由此可见，认知的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包括三个层面：相对于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尺度上的过去；由过往的人的活动积淀而成的既有的事物、组织、制度、习惯、生活方式和观念；过去发生的事件在人的头脑中所形成的表象。但归根结底，这三个方面都承认连续时间维度上的层级积累是现代生活得以如此表现的原因，现在并不是一个无限短暂的抽象时间点，在本质上它是一切过去的积累，也是一切过去的再现。而且，第三个方面也可以被包含在第二个方面中，这也就是说，历史也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及其在当下的积累。

历史的这种全面性要求我们认识历史的全面性、整体性思维。相反，只抓住片面事实和片面要素来回望过去，实质上是一种撕裂历史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只能是形成碎片化史观，进而掩盖历史的真相，也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近些年来，随着新的史料的考证和多元视角的引入，为人们解读历史找到了更多路径。应当说，这种现象有利于培养国民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但是，也由于缺乏科学方法的引导，有一部分人就开始运用片段时间和片段空间中发生的片段事件来颠覆我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既有观点。尽管这标志着人们独立思考历史的理性精神的崛起，但这种碎片式的史观对理解我们的过去乃至当下的社会发展事业给当前的大众造成了很多困扰。例如，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领导抗战胜利的主要积极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等等，这些问题使得许多人对我们当前的事业产生了怀疑感。

事实上，我们不能从现代人的思维水平和选择域度去思考近代历史上中国人的思考和选择，更不能把历史变成抽象的叙事从而进行随意的打破和再重组。就近代史而言，青年毛泽东在写给好友蔡和森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话更能说明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1]站在青年毛泽东的立场上来看，他已经了解和目睹了封建统治者、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拯救中国危亡道路上的失败，继续采取和平渐进改革的方法再让人民处于水深火热、身被鱼肉的境地已不现实。那些“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观点都属于“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的范围。^[12]所以，中国最终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而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由共产党来承担都是历史的选择。只要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挽救民族危亡——没有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变，那么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就不会改变。任何历史片段和事件碎片都不可能构成对关于这一主题和根本革命任务的结论的真正颠覆。

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实践者的角度，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站在处在历史中的人的特定立场上去理解特定时段的历史。历史是由实践者创造的历史，但并不是由实践者随意创造的历史，而是在特定的基础和社会环境下的特定实践主体活动的结果。人的实践的创造性是作为人类整体的实践活动中所凸现出来的特性，并不是抽象的、无特定环境和基础的创造性。而且，唯其有特定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这种实践才具有现实性，而不仅是存留在头脑里的空洞斗争。所以，历史的真实要从实践的维度中去寻找。

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人类总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才能“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真理源于实践，但并不仅存在于头脑当中，而是必然要回到实践中才能证实自己是真理，真理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的问题竟然要超越理论进入实践才能根本解决，这当然是认知的虚无主义所不能理解的。但知与行是统一的，认知的虚无主义的缺点就在于将统一的人类活动分裂成了互不相干乃至相互对立的认知活动和实行活动。认知的虚无主义固然抓住了认知是一种内在活动这一本质，但没有看到这一内在活动亦有所本，更没有看到人本身就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

对于某些历史人物的特殊意志所造成的偶然事件，实际上从柏拉图主义的角度来看，关于这些历史细节和片段的认识只能是对历史偶然性的认识，是一种意见变动不居的可感事物的“意见”，而远没有把捉到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但是，没有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人类的实践也就意味着是完全在偶然因素中的任意摸索，这就把整个人类社会奠定在随时可能崩解的基础上。事实上，人类一天也未停止探索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发展的规律，而人类的实践则不断地证明历史有规律可循并运用及修正这一规律。可以说，在实践中探索真理，又让真理服务于实践，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固有事实。

知行向来是统一的。程颐就说：“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13]也就是说，没有无知识指导的实践，但知识也只能从实践中取得。单纯的知识并不难，但真正能够回到实践的知识则不易获得，因为知行一体，行难知亦难。朱熹则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第九·学三·论知行》），不仅肯定了实践必然有知识的参与，而且指出了知行关系的归宿在于“行”。王阳明概括总结出了“知行合一”的原则，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这就更加指出了知行不仅互为前提，而且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所以，中国的传统哲学历来强调知行一体，知在行当中，行为知根本，这就已经证明人一方面探索历史的真理，另一方面运用这种真理来改造现实。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应。

结语：虚无主义所虚无掉的正是人的实践主体的地位，所否定的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对此，唯有以实践精神和实际成就才能对之加以彻底的批驳。实践精神是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同时也是现代转型最需要和最有效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包含着实践精神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强调治“实学”“经世致用”，在阅读《伦理学原理》时又说：“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14]他的这种重视现实和实践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迅速结合，才产生了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可见，只有依靠实践精神才能祛除虚无主义的蒙蔽，催促当下的人们不断为我们当前的事业做出实际努力。

【注释】

[1]本文为2016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精品文科项目“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与主体性建构研究”（ 项目编号：FRF-BR-16-004B ）阶段成果。

[2]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37 页。(www.xing528.com)

[3]［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页。

[4]［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7]《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8]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11]《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12]《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13]［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

[1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