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认知的虚无主义外，虚无主义还包括价值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强调面对无限世界的人的有限性，强调人的微不足道，乃至否定人的价值。因此，这种观点也否认了社会生活的意义，否定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就否认了人的任何努力的意义。
早在古希腊时期，犬儒主义学派的思想家就表示出对社会生活的蔑视和排斥，他们因此常常主张人应当向原始的自然状态回退。例如，第欧根尼就认为，除了人的满足自然需要的东西之外，人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都是反自然的，因而是不必要的。他将社会当中已有的价值信条看作是虚伪的，更是由于践行禁欲主义、苦行主义的生活，过着“像狗一样的生活”而被称作“犬儒派”。犬儒主义所反映的是社会转型时期旧有价值体系崩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时的人的信念，而其对返回自然的强调则是对人的能力在根本上的不信任。
犬儒主义所体现的正是人的非理性的解构主义思维的早期形式，它是在质疑和解构一系列既有价值立场的同时显示自己的立场，但对自己的立场从不采取一种建构性的和确定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价值虚无主义的来源之一也包括古希腊怀疑主义的代表——皮浪——的思想。皮浪就主张不做任何决定，悬搁判断，因为他认为事物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不同事物之间也并不真正存在本质的差别，一切都是无可无不可，当然我们也就不能做出任何判断。犬儒主义所主张的回到自然也正是对社会生活的一切建构性的态度的否弃。这种否弃建构与放弃充分使用理性是相联系的，故而非理性主义也是价值虚无主义的内核。
尼采就将古希腊人的精神特质分为两种：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这两种精神始终贯穿在古希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日神精神代表着秩序、理性，强调人不断地超出自然去创造出自然原本没有的东西，而酒神精神则代表狂热的非理性和抛弃束缚返回原始状态。因此，非理性代表了放任人的动物性，人放弃自己的判断从而完全屈服于本能和感觉，实际上既否定理性，也否定社会。因此，第欧根尼的犬儒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这种非理性精神。然而，任一时代的每一思想立场都有与之相反的思想立场存在，与非理性主义相对立的理性主义是当时古希腊的另一重大思潮，其代表人物就是亚里士多德。
与第欧根尼的同时代，亚里士多德不仅将人的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而且他本身就是运用理性能力的杰出代表，进行了包括伦理学、政治学、自然科学、逻辑学等在内的广泛研究。就其伦理学而言，他主张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至善”，并肯定人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则是实现“至善”的必经途径。对他来说，人真正的实践活动只有道德的、政治的实践活动，因为这是人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的唯一有创造性的、超越于动物的活动。人可以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组织以获得幸福，而且这是靠人的智慧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造工具等技艺也不过是人类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的附属能力，是理论理性的一部分。所以，强调构建和改善、回归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践理性自古就是对抗虚无主义的重要途径。
但是，并非所有形式的实践理性都是如此。休谟认为理性只是一种关于概念和经验的计算，因而无论欲望为何，理性只是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扮演了一种媒介和工具的角色，其本身对目的的价值判断是悬置的。这也被后世看作工具主义的肇始，而其关于目的的价值判断的实质理性采取的是虚无的态度。
另外一位持有非理性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叔本华认为，人在本质上就是欲望以及欲望本身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无限循环，所以人的存在在根本上就是悲哀的。虽然他本身不是虚无主义者，只是主张生命具有消极的意义，但从他的观点却可以得出虚无主义的推论，即人无论如何努力终究只能面临消极的结果，进而取消人的努力的价值和社会进步的意义。(www.xing528.com)
客观来说，非理性主义并非只有消极意义，其产生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包括叔本华在内的许多思想家都看到了人类既有理性形式的缺陷。伯格森就指出，纯逻辑形式的理性思维只是反映了生命的一个面向，而且人赋予世界的可理解的形式过于狭窄和刻板。所以，虚无主义本身有着将人类陈旧的价值系统中解放出来的功能。但是，缺乏实践的审查和反思的虚无主义不过是颓废。“只有那些接近或登上超人高峰者，在历经众多的创造、俯视各种奇异风光之后，才有底蕴说一切都不过是虚无的话，才有资格做到彻底、普遍的虚无主义。缺乏这种资质和创造经历者倾心这种虚无主义，不过是十足的颓废。”[8]
有人将随着认识的进步而不断崩解的智识体系看作是理性能力虚幻性的证据，恰如怀疑论者那样，但伯格森确认为人终究有认识世界本质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生命意识。人所需要做的只是放弃片面的理性主义，抛弃认识事物的机械框架，恢复感性直观，把非理性和理性结合起来。可以说，伯格森超越了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从而形成了建构主义的东西，这也对抗了虚无主义。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批判价值虚无主义的关键，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社会进步的肯定。而对人的价值的肯定首要的是对人的全面的、客观的认知，即人既不是绝对理性的个体，也不是各种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的无序集合，而是在根本上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在这种基础上，每一代人的价值都是有限的，但人类的价值并不是某一代人的价值可以衡量的，因为人类是代际相连的整体。而人的价值也并不是抽象的，它是在人的道德实践、政治实践以及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建构主义才是对抗价值虚无主义的利器。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只有在社会的活动中才能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如果仅把自己理解为孤立的个体，则不免陷入价值的虚无，因为毫无社会资源支撑和承认的个人努力只能归于虚无。尽管从历史发生的角度来看，“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0]，但自人类社会形成以后，社会性就上升为人的第一生命。因为人不仅需要再生产自己的肉体组织，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的交往方式中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现实中的个人只是在运用物质资料进行生产并与他人形成的一定关系中才存在，社会只是人的实践的历史产物。
事实上，真正具有建构性的活动只是人的实践，认识的建构性只是对实践过程的再现、在实践基础上的重构，本身不具有脱离实践的独立意义。因此，建构性的思维固然有效，但实现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必须要将建构性的思维转化成建构性的行动，使人真正以参与到社会中的方式开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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