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这一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就能最大限度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根据时代特点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形成新的中国革命精神。因此，当我们说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呈现出新的面貌的时候，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建立在掌握中国实际的基础上。这个“实际”不单是中国还有外国，不单是中国的今天，还有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以此为前提，毛泽东赋予中国革命精神的不是简单地凭一腔热情和英雄气概去进行革命斗争所表现出的勇气，而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放弃主观幻想、不凭一时冲动、不靠死的书本，脚踏实地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探索的科学态度和在探索过程中拼搏奋斗的坚强意志。无论是早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还是后来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都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独辟蹊径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也正是因为始终不脱离现实，这些革命精神在实践中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推动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它们具体体现为，针对不同情况创造条件开辟新路敢为人先创立组织、创立革命根据地、创造战术战法的创新精神，从实际出发做出长征等正确战略决策的求实精神，凭借自己的力量走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独立自主精神，随着革命的发展不断建立新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巩固革命的同盟军的团结精神，等等。
从反面说，什么时候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革命精神，什么时候就会让革命遇到挫折甚至失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右倾保守主义和“左”倾冒进主义都是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使革命遇到挫折。也正是基于此，毛泽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与破坏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错误思想的斗争。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反对教条主义，要求废止洋八股，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延安整风运动更是要从思想根源上让广大党员干部摆脱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束缚。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核心内涵。(www.xing528.com)
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实事求是，并不是说所有认识、所有规律都要自己从“实事”中“求”，更不是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是在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实事求是，但他批判的是那些抽象的、无目的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思想，而不是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前人从“实事”中“求”出的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的“是”，是我们能够从新的“实事”中“求是”的科学原则和方法。这意味着实事求是不仅仅是讲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问题，还要讲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的问题。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3]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言，我们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继续弘扬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精神，是解决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提出新思想，做出新成绩的重要前提。只有科学理解并坚持实事求是这种为着解决中国改革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态度和精神，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处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关系，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改革发展中的辩证统一，避免在理论研究中、改革实践中犯那种就理论研究理论、就改革谈论改革，无关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的逃离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原则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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