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李大钊思考中国问题更广阔的视野，国内的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事件，又使得他对派系之争和专制政治的认识愈加深刻，他的思想就像辛亥革命前经历了从拥护立宪到支持革命的转变一样，[34]再次转向通过改造制度加强中国精神的构建中，最终变成共产主义者，成为引领中国精神建设的主导者。这一阶段，李大钊培育和构建中国精神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世界形势的变化使李大钊认识中国精神问题具有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
俄国二月革命后，他清醒地认识到，各国政客打着“新英雄主义”“哲人政治”“贤人政治”旗号的变相的“开明专制”可以休矣，俄国共和制政府的成立，“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35]。同时，他对欧洲出现的和平运动也做了分析，认为“凡持社会主义者莫不反对战争”[36]，而且，各国的民主主义在战争中得到蓬勃发展，他确信“此次战争告终，……世界之自由政治、民主主义必将翻新蜕化，以别开一新面目，别创一新形式，蓬蓬勃勃以照耀二十世纪之新天地”[37]。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应该爱自由爱胜利，自由指的是国民的自由，胜利指的是推翻专制的国民的胜利，他认为，获得民主思想的国民，爱国心会更加增强的。在1917年4月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他特别提到这种中国精神的培育。他说：“今世国家之基础，必筑造于国民精神知能之上，始能巩固不磨；而国民之精神知能，尤必赖有渊深高远之理想，涵注于普通的、通俗的学术之研究，以熔铸而陶冶之”[38]。演讲会的陶冶方法，就是将应时的政治、学艺、社会和思想的变动，及时传递给国民。当天的演讲会，虽未能确定是否讲演了民主主义的内容，但李大钊发行于报刊中的文章，已经宣传了这一将遍及世界的思想。
其次，李大钊看待国内政治问题时，从思想上走出了对共和制表象的依赖，公开提出创造新的“中心势力”的主张，并提出通过“忏悔”改造中国精神的观点。
李大钊对专制政治的反对态度是明确的，在经历“府院之争”事件，观察到国内政治派系相互斗争的乱象后，他的革命意识逐渐坚定。他虽然仍承认社会的演进、进步与秩序是并重的，但他更强调宣扬理想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李大钊语锋直指政府，他指出国家已如一盘散沙，难以聚合，国家中心势力已亡。政治势力上的三大系统，一为军权系统，即指军阀实力；一为政治系统中的温和派，指依附于军阀的政治派别，主张渐进改变国家；一为政治上的激进派，指的是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等主张推翻旧制的派别。他们“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他们又“皆无其中心人物”，[39]这是中国政治上的大危机，政治上的腐败带来社会的腐败和罪恶。所以，在政治方面，中国人应该造一种新势力取代前者，这种新势力要“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造成，他们“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40]。提出这一观点同时，他对革命的态度已明朗起来，针对社会上有人提出革命会使一国政治、社会、风纪、道德堕落，他直接回答“盖以革命屡兴之国，必为群治腐败之国……革命之屡兴正为罪恶积重之结果……罪恶非革命之结果，革命乃罪恶之反响”[41]。他还说：“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是为了从“少数专制之向心力”的侵凌、欺压中，“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恢复自由”，[42]民主主义产生于专制主义，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他的思想已触及到制度层面对国家的改造。相应地，在中国精神层面，李大钊反复提醒国人，包括政治各派系力量要忏悔，人人要对社会罪恶之事实进行“忏悔”[43]，积小己之忏悔为大群之忏悔，使社会善良、清洁起来，共同培育群体弃旧恶、就新善的精神，这样才能迎来光明前途。他的反复劝人“忏悔”暗含若不忏悔，国事无救革命即来的隐喻。
最后，李大钊改造中国精神的目标是“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的“第三”文明。[4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李大钊尽管仍呼吁年轻人学习西方文化，但他已隐约对西方文明的危机有所怀疑。他在1916年8月已提出“第三”文明的问题，只是因为思考尚不够深入，没有过多论述第三文明具体的状况。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促使李大钊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在1918年6、7月间《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这两种文明各有特点，互有长短，它们“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但目前“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45]他在文中讨论的是中西文明异同，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但另一方面，也表达出对中国文明发展方向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精神的思考。他提醒中国人要认识到东洋文明自身弱点以改造中国精神，这些弱点包括：厌世的人生观、惰性、不尊重个性、“阶级的精神”、轻视妇女、缺乏同情心、重神权、“专制主义之盛行”，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对改造世界文明的再次贡献。李大钊在改造中国精神的探索中，将目光投向了俄国，他认为创造新的“第三”文明的过程中，“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46]，它突破“独裁君主”的范围，“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利，全收于民众之手”，它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47]到1918年底，随着同盟国败降与世界大战的结束，随着苏维埃革命精神的蓬勃发展，李大钊对苏俄文明的认识迅速升华。1918年底1919年初，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高声讴歌：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庶民的胜利，是劳工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这一结果开辟了截然不同于战前世界的人类新纪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48]。这些论述意味着，他要在新的制度中构建中国精神了，关于这一点，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至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49]。俄国革命成功，成为李大钊改造中国社会的榜样，他对中国精神培育问题的认识早已跳出调和的圈子，“时代不仁，演出新旧”，“我劝调和的人歇歇罢！”，时代变了！[50]一边改造社会制度，一边培育中国精神，是李大钊此后剩余不多的人生中的主要工作。
李大钊把思想运用于实践中，通过对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他深深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他号召知识青年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深入工厂农村，为广大工农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的道理。
李大钊率先把新文明之火迎到了中国，他关于中国精神的培育问题思考，经历了一个与传统文明做艰难斗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坚持自我，又扬弃自我，坚持了开放的心态、又强调了民族传统的传承，最终才能够高屋建瓴地发现马克思主义，才能用这个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工作，这是他对中国及中国精神的伟大贡献。这个贡献源于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源于他的责任担当。李大钊的人生就是体现伟大中国精神的活生生的例子！
【注释】
[1]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2]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3]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
[4]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5]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4页。
[6]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7]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8]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9]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10]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11]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12]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13]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14]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15]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16]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17]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294页。
[18]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页。
[19]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8页。
[20]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页。(www.xing528.com)
[21]指乡中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
[22]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23]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 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80 页。
[24]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
[25]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26]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27]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页。
[28]参考朱志敏《李大钊传》，红旗出版社2009 年版，第106—114 页。
[29]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页。
[30]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页。
[31]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7页。
[32]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33]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
[34]朱文通、李大钊：《从立志救国救民到拥护立宪、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6期。
[35]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36]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37]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
[38]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页。
[39]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40]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176页。
[41]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42]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页。
[43]李大钊在多篇文章中提到“罪恶”“忏悔”之词，比如在《罪恶与忏悔》《简易生活之必要》《暴力与政治》《此日》《今》等文章中，值得人们关注他此时的思想动态。
[44]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0页。
[45]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46]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47]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332页。
[48]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
[49]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50]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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