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为新生的共和体制寻觅救治群德丧失问题良药时，国内爆发了两件大事，一是政治上的日益专制与复辟活动，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称帝，云南蔡锷随即举起护国运动旗帜；一是文化思想方面，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到1916年5月，李大钊从日本返回国内之前，他已投身于这两大运动之中，在政治上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在文化思想上，一方面继续宣传新思想、批评社会，一方面系统化自己的思想。这一阶段，李大钊对中国精神问题思考，贯穿在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中，“群德”问题被作为政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提出。一直到1917年年初，李大钊在中国精神问题上的思考成果，主要表现在他已开始从就现象分析现象的分析模式，向寻求理论依据并探索实践解决方案的分析模式过渡，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和《青春》（1916年4、5月）、《〈晨钟〉 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1917年1月）、《调和之美》（1917年1月）、《政论家与政治家（一）》（1917年2月）、《政论家与政治家（二）》（1917年3月）、《立宪国民之修养》（1917年3月）、《调和之法则》（1917年春）等文章中，并逐渐形成以下理论成果。
首先，培育中国精神必须反对专制，弘扬民主主义。
在反袁运动中，李大钊对中国政治上的专制有了一个深入认识，他明确反对专制，并提出“民彝”思想。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民彝》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阐述了“民彝”思想。“民彝”思想，即惟民主义，“乃谓人民以自身之能力，运用其政治耳”，[17]也就是民主主义。在文章开篇，李大钊开宗明义地指出：“大盗窃国，予智自雄，凭借政治之枢机，戕贼风俗之大本”，“向之盗窃民彝罔惑民彝者，终当听命于民彝而伏诛于其前”。[18]紧接着，李大钊旁征博引，论古今中外，借孔孟、朱熹和龚自珍、《老子》和《诗经》等至英国哲学家穆勒，到英国宪法法律制度，从“民器”“民常”“民法”角度论述“为治之道，在因民意而少加牖育之功”，“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19]呼吁民众顺应时代潮流，建立适宜中国之政治，适宜中国的政治是什么呢？“则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制之政治”[20]。
经过对“民彝”思想的阐述后，李大钊得出一个结论：政治的好坏，主要在于群体的善良特性是否在政治中被体现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培育诱导社会制度、礼俗提升群体的能力外，并且要给大家能用此种能力判定事情得失利害的机会。在这里，李大钊实际提出了中国精神的培育问题，他认为群体的精神特质是帮助建立良好政治和反对专制政治的关键因素。反过来讲，中国精神的培育又需要在良好政治的建设过程中进行。在建设民主主义时，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某些坏的精神是应废除的，第一，中国旧学术造就的“乡愿”[21]与政治中的“大盗”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生存文化必须废除，过去的历史文化使我国变成了无政无学之国，精神荡然无存，中国人要学习古圣贤“其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之力也”，中国未来的历史应该在“无限光华洁白之空页”中“创造新国民之新历史”；[22]第二，民众对英雄的依赖文化必须废除。因为过度依赖英雄，导致低估自我，轻视自我，以至于被野心家利用，终致专制政治引发祸害，袁氏专制即是由此造成，“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23]所谓英雄，他们的知识智力不比普通民众高出多少，只是因为机会或者得到民众的崇拜而显得出类拔萃，即使他们真的智力超人，但民众在受其恩泽同时丧失独立人格，变为奴隶，将会导致民族与国家自行腐败，又有何价值呢？如果群体崇拜“神武”的心理不去除，那将会“恐一桀虽放，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24]所以人民必须去除依赖英雄的心理。中国精神的培育需要从培育民众做起。
其次，确定培育中国精神的目标并找到改变中国精神的动力，即青年。
在反对专制运动中，要去除旧的中国文化精神，则需要构建新的中国精神。袁世凯的专制和复辟帝制举动激起了李大钊的革命意识，李大钊也为此寻找到了培育中国精神的新目标，那就是要建立一个“青春中华”，“新生命之诞生，故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25]它是“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26]青年则是再造青春中华的主要动力，在李大钊看来，中国能否扫除历史积尘，创造新生命，打造新历史，主要依赖于青年的自觉，他专门写了《青春》和《〈晨钟〉 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阐述他对青年的冀望，“国家丧其青年，则其国无生机”，“吾国所以演成今象者，非彼老辈之强，乃吾青年之弱；非彼旧人之勇，乃吾新人之怯；非吾国之多老辈旧人，乃吾国之无青年吾新人耳！非绝无青年，绝无新人，有之而乏慷慨悲壮之精神，起死回天之气力耳！”[27]李大钊所说的青年是青春的别名，不仅仅是年龄的象征，这种人是青年，也会有老年人，只要是具有青春活力的人都可被称之为青年。[28]李大钊自己也讲到，老辈人不指年龄，乃指精神，不指个人，乃指社会。他希望通过“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29]，培育中国精神。通过宣传文章唤醒国民、培育新的中国精神，是这一时期李大钊在中国精神问题的主要行动，他已通过实际行动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了，比之前的通过教育提升中国精神的主张在实践中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后，在实际宣传中，李大钊又向青年介绍了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反专制倡博爱的美德、德国哲学家尼采弱而求强奋发突进的哲学、印度哲人泰戈尔信仰真理、大爱的思想、纽约《论坛报》创始人霍列士穷苦少年奋斗史，鼓励中国青年勇猛奋进，追求光明，培育新的中国精神。(www.xing528.com)
最后，在调和社会中改造中国精神。
李大钊对国家与社会有一个基本认识，即国家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民众生活在二重矛盾之中，他总结了社会生活的八个方面的矛盾，主要包括：政治上，自戊戌至辛亥，立宪政治是文豪政客的“唯一之希望”，但是他们却“一面要求国会，一面嫌恶国会；一面实行代议政治，一面鼓吹开明专制”；教育方面，青年学生“一面须讲周、孔之学，一面须取卢、孟之说”；伦理方面“一方则有禁止重婚之法律，一方则欲保存蓄妾之恶风”；法律方面“一方则绝叫保障信仰自由，一方则运动以孔教为国教；一方尊重国民之自我，一方保持偶像之位置”；等等。[30]总之，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矛盾。那么，怎么对待这种矛盾生活？李大钊说，应该竭尽所能负荷生活重担，因为这种生活状态是新旧文明过渡时期的特定阶段，可以暂时忍受。
在反袁运动中，李大钊产生了革命意识，但他反对的只是专制，他不反对新生的共和体制，他倾向于首先在共和体制框架内进行调和，努力培育新的中国精神解决这种矛盾的生活。解决方案就是强化新文明、新生活的地位，使它们与旧文明、旧生活形成对抗力，并迫使旧文明与新文明相妥协、调和，如若不可成功，则再用征服手段使旧文明屈服。在实际推进中，李大钊认为建设国家，从事精神事业和从事实际事业同等重要，两者缺一不可，虽然它们之间一时有轻有重，但纵论过往之历史，不能断言孰轻孰重。李大钊认为从事精神事业的，如政论家，他们作为中国精神的建设者，可以和政治家一样，共建共和政府。一国之内，由“政论家宜高揭其理想，政治家宜近据乎事实；政论家主于言，政治家主于行”，政论家的责任，主要是“在常于现代之国民思想，悬一高远之理想，而即本之以指导其国民，使政治之空气，息息流通于崭新理想之域，以排除其沉滞之质”。[31]从事精神事业的和实际事业的，他们一则开辟新时代，一则完善现状；一则眺望将来，一则关注现实，他们调和了社会的进步与秩序。关于调和，李大钊还给出一个非常高的评价，“美者，调和之产物，而调和者，美之母也”[32]。除此之外，李大钊还设计出共和国国民精神修养的调和方案，那就是“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道”[33]，做自重并尊重人，克己守法循礼之人，为国服务，一心一德做正当事业。
考察这一阶段，我们发现，李大钊是沿着反对专制——废除旧文化的糟粕——以调和构筑新的中国精神这一思路，来宣传和培育中国精神的。再仔细思考李大钊的调和观点，我们又发现，他是要把中国精神的旧文明调适到新文明这里来，也就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为新文明、新事物的发展创造条件，帮助它发展，以推进社会进步和稳定社会秩序，并最终达到逐渐消灭旧事物的目的，任何新生命的诞生，必经历一番艰苦和努力。李大钊的这种调和观点对培育中国精神是可行的，对推进社会进步也是有实际价值的。在接受新文明新事物的过程中，李大钊开始关注苏俄文明，苏俄制度，他成为把新制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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