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党锢之祸：谷园通鉴所见

汉桓帝时期的太学生达三万人，规模空前，他们不再关起门来读六艺经书，而是热衷于政治，热衷于社会交际。之所以有这种转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通道改变了。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生在西汉，学而优则仕主要靠拼学问。

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汉书·儒林传》

能把一部儒家经典吃透学好，就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像公孙弘、翟方进等人都是如此。而生在东汉后期则主要靠拼爹、拼关系。此改变又有四方面原因。一是东汉初谶纬盛行，儒家六经贬为“外学”，不再受重视。二是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外戚、太监干政，任人唯亲，前述河南尹有六个孝廉的举荐名额，几乎全被权贵要去。三是社会长期稳定造成阶层固化，社会上层数世为官，人脉资源、受教育程度、财力等都是底层平民没法儿比的，其子弟入仕为官的机会相对多得多。四是制度原因，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汉朝官员选拔主要以察举征辟制。察举是各州郡长官向上举荐本地贤才，包括举“孝廉”等；征辟是皇帝、三公等直接从各地邀请贤才入仕。它跟科举制的显著的不同在于，科举对读书人来讲可以主动争取，只要参加朝廷定期组织的考试，成绩好就能中进士、当官。察举征辟对读书人来讲则是被动的，一个人学问、才能、品行再好，若不被州郡长官举荐，不能闻名于朝廷，也没有入仕的可能。再者，“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学问、才能、品行等都没有量化标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赶上政治清明的时期，如汉宣帝时期，特别重视吏治，州郡长官都经过皇帝的仔细挑选，都有担当、肯负责，那还好说。赶上东汉后期官场腐败，“唯财是举”—谁给送钱多就举谁，那就烂了。那个著名的童谣：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桓灵童谣》

正是这个时期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以，左雄强调“孝廉不满四十不得察举”，还须经过考试、试用等程序，以矫此时弊，改善吏治，于是，陈蕃、李膺等一批贤才得以崭露头角。汉顺帝死后，梁冀掌权，上梁不正下梁歪，吏治重陷混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那些有真才实学又有操守、不愿意给权贵送钱或没钱可送的读书人，包括太学生在内，就没有被举荐的机会了吗？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抱团取暖，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圈子，形成一种同志、同道的关系。正所谓，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的人们总会相互吸引走到一块儿。他们之间互相肯定，互相欣赏，互相褒扬，进而，他们的名声会从小圈子拓展至社会。时谚曰：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潜夫论》

此处无贬义。比如，这个小圈子里的代表人物李膺赞叹：郭泰先生太厉害了，有识人之明，看人一看一个准，我得多向他请教。

很快，这话便被同在这个小圈子里的符融传到太学生们中间。然后，郭泰识人的故事便在三万太学生中“刷爆了朋友圈”。而这三万太学生是当时形成社会舆论的核心群体，他们有知识，有入仕为官的要求，也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国家发展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背后的家族更涵盖了整个社会精英阶层。经过太学生这个舆论池的发酵，郭泰很快便名扬天下，成为大名士。这样一来，郭泰所在的州郡长官再逢察举之时，若不举郭泰，跟朝廷便没法交代了—有这样的大名士你不举荐，光举荐你亲戚，光举荐给你送钱的吗？

如此，一来二去，能进入了李膺、郭泰、符融等小圈子的人，也就意味着能出名，能成为名士，能有被举荐为官的机会。李膺等人都很爱惜羽毛，对于谁加入他们的圈子既有才学方面的要求，又有德行方面的要求，门槛很高，不是敞开口子随便进入的。人们越是难进入这个圈子，这个圈子就越是被人向往，尤其为太学生所向往。于是，在当时就有了一个说法，谁要是能得到李膺的会见，能一脚迈进李膺的家门，就好比登龙门。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后汉书·李膺传》

也有一些处士虽未“登龙门”，却也备受太学生推崇，成为当时名士。

这些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的名士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太监集团。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汉桓帝、汉灵帝宠任太监，“国命委于阉寺”，阉寺即指太监，太监把持朝政，名士皆耻于为伍，宁可不当官也不去太监们跟前讨香火。比如，汉桓帝在灭掉梁冀之后接受尚书令陈蕃的建议，征辟了几位名士。

帝悉以安车、玄纁备礼征之，皆不至。—《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

这几位名士都没应征，都不来当这个官。其中一位叫魏桓，当时朋友们都劝他：为何不去呢？您这一肚子学问不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吗？

魏桓叹口气：你们说得没错。

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后汉书·卷五十三》

我也想去当官，去致君行道，可是，咱这皇上不是那个意思啊。

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后汉书·卷五十三》

我去当官有什么用？皇上后宫的好几千女人，他能裁撤吗？他养了那么多马匹、玩物，他能裁减吗？他重用那些太监，咱说得了吗？

朋友们摇头：真是，这些老难了。

魏桓说：我真要是去做官，肯定会犯颜直谏，干不了多长时间就得触动逆鳞，可能你们再见我时，就是我的尸首拉回家安葬了。算了吧，孔夫子讲得好：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

咱老老实实在家做个处士就完了。来，哥儿几个喝点儿小酒，过一会儿再写写字，玩会儿吧。

这位魏桓在私下场合竟敢这样批评皇帝，批评朝政，要放到汉武帝时期恐怕有八个脑袋也掉了。所谓，“路上说话，草里有人”。这话既然被史书记载，当时定然是被传扬出去了，而魏桓似乎未遭追究。从上述“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似乎也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自由，不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名士、太学生都敢于“裁量执政”，批评国家政策，对朝中官员的优劣品行也敢于品评一番。总之，敢于跟皇帝唱反调！这在汉朝以往的年代里应是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一方面可能跟东汉政权的法治能力下降有关。因为官场腐败，很多官员能当上官背后都有违法勾当，所谓，打铁还要自身硬，自身名不正言不顺，还怎么执法管别人？另一方面跟汉桓帝的治理思想也有关。从史书记载看，汉桓帝的治理思想倾向于道家。《后汉书·襄楷传》提到，汉桓帝在皇宫设祠供奉佛像和黄帝、老子的塑像。

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襄楷传》

在汉桓帝自己的传记里，非常明确地记载了他三次祭祀老子：

第一次是在延熹八年（165）。

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后汉书·孝桓帝纪》

第二次还是在这一年，在年底。

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后汉书·孝桓帝纪》

第三次是转过年来延熹九年（166）七月，汉桓帝亲自在洛阳祭老子。

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后汉书·孝桓帝纪》

这三次祭祀既然载入史书，必定都相当正规、隆重。《后汉书》记汉桓帝亲自祭老子的情景：

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后汉书·祭祀中》

用的是祭天音乐，足见规格之高。这是前无古人的！此前从未有一个皇帝这么尊崇老子。汉初文帝、景帝以黄老之道搞出“文景之治”，却未有他们祭老子的记载。所以，我认为，汉桓帝的治理思想肯定深受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以往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定于一统的局面在汉桓帝时期起码是松动了，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气氛都更为自由。除了《后汉书》相关记载之外，从这个时期的诗歌与书法能更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www.xing528.com)

诗歌方面，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和《汉乐府》的一些诗多为该时期所创作，都很少有儒家的味道。要么写男女情感，如：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古诗十九首》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

这么炽烈的情诗也是没谁了。要么感叹人生苦短，韶华易逝，如：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古诗十九首》

要么写天涯游子思乡之苦，如：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诗十九首》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汉乐府·杂曲歌辞》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汉乐府·古歌》

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汉乐府·杂曲歌辞》

都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达，有着自由浪漫的气息，不是儒家“高大上”的感觉。尤其《孔雀东南飞》写一对小夫妻生生被双方父母拆散，双双殉情，明显是对儒家孝道思想的一种批判。

书法方面，传世的汉隶碑刻也多为该时期所书刻。千碑千面！怎么写的都有，千姿百态，百花齐放。很多碑刻都是给官员甚至平民所立，这也是以往所没有的。以前只有秦始皇巡游或大汉朝扫平匈奴这种层面的事件才可以刻石勒铭，而东汉后期竟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刻石立碑，这对儒家讲究的礼制似乎也是很大的突破。另外，体现着中国书法自由浪漫极致的大草书也在该时期横空出世，草圣张芝即是当时的代表。

总之，东汉后期的诗歌、书法等文艺作品，给人惊艳之感，呈现出社会变革时期那种大时代特有的气象，很像清末民初文艺方面的那种感觉。尽管这是东汉政治最衰败的时期，但整个文化阶层却表现出一种空前的饱满，蓬蓬勃勃。人们更能自由地去释放和表达，同时在内心还都有儒家强烈的操守意识、批判精神。这是我对那个时代气息的感受。

正所谓，物极必反。当这种“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当名士、太学生们的自由表达达到一个高峰时，同时是太监集团承受的压力最大之时，也可以说是汉桓帝压力最大之时，因为太监们会把压力传导给他，这时，一根导火索被点燃了。汉桓帝勃然大怒：我忍不了了，来人，把那些“诽讪朝廷”、扰乱民心的乱党都给我抓起来！

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党锢之祸”。

那根导火索是什么？“党锢”又是什么意思？先说，“党”的意思，按现代人理解，“党”是一个中性的词，表示政治党派，在古代则带一点贬义，孔子讲：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

君子不党。朱熹注解，“相助匿非曰党”，一帮人互相包庇，互相偏袒，便叫作党—同党。而“党”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似乎始于汉桓帝。在汉桓帝还做蠡吾侯时，他有个老师叫周福，是甘陵郡的大儒。汉桓帝即位后，周福被提拔为尚书，成为内朝显贵。对此，有一帮人表示不服，他们是甘陵郡另一位大儒房植的学生。房植也已是高官，任河南尹，所不同的，他是被征辟入仕。前述杨震、黄琼、李固等名臣全由征辟入仕，比察举入仕高级，官升得也快。所以，房植的学生们都引以为荣：我们房老师才是真大儒，因为学问好、德行好，应征辟而为高官，不像那个周福，靠着跟皇帝的关系上位，没意思！

他们甚至编了一句唱谣：

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后汉书·党锢列传》

房植字伯武，房伯武是“天下规矩”，是大丈夫、君子典范，凭真才实学做大官；周福字仲进，周仲进则是凭给皇帝当过老师才得了官印。

周福的学生、门客们当然要反唇相讥。本来就文人相轻，两边就互相掐了起来，互相怼。

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由此始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他们互相攻击，互相骂。房植的学生们骂对方是“周党”，周福的学生们骂对方是“房党”。于是，党人之说渐起。名士、太学生也开始骂太监集团为“阉党”—《后汉书》《资治通鉴》虽只提“阉寺”，似可想见“阉党”之称。太监集团也开始把跟他们对立的名士、太学生群体贬称为党。比如，他们在控告这个群体时称：

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

皇上，您快管管吧，李膺他们“共为部党”，他们一大帮党人一起鼓捣事儿，诽谤朝政，惑乱人心。再不管他们，就得出大乱子了！

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后汉书·党锢列传》

延熹九年（166），汉桓帝下令天下郡国抓捕党人！

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后汉书·党锢列传》

一时间，朝廷派出很多使者，到各郡国督导抓捕行动。

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后汉书·党锢列传》

最后，全国有二百多个名士都被作为党人投入大牢。

所幸的是，稍后有个大人物出面讲情，这些人才没被杀，都被释放。不过，全都被怎样了？

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后汉书·党锢列传》

就是说，从此这二百多个名士都上了朝廷的黑名单，永远不许做官。如前述，名士们本来都希望获得入仕机会，实现政治抱负，有些已经是官员，这一下子都终结了，政治生命提前结束，这比杀头的打击也小不了多少。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一场大祸。

所谓“党锢之祸”，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