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劳动经济专业的回忆之旅-《足迹》

值此华东交通大学50周年校庆之际，作为曾经的一员，我对华东交通大学劳动经济专业存有一些回忆。

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原铁道部所属各铁路高等院校内，曾先后设立了许多铁路专业，与铁道部各司局之职能部门实现了专业对口。但是，唯有铁道部劳动工资部门迟迟未见各铁道高校有相应的劳动经济专业开设。此况给铁路劳经人才培养和劳经理论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不便，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切。

当初，人们曾设想过，若将劳动经济专业设在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大）内，则对部校间的密切交往颇为有利。但北京交通大学因发展空间的限制，新设劳经专业困难较大。而此时，新创之华东交通大学，发展空间宽广，设置新专业的愿望强烈，且时任铁道部劳资局局长的沈明光同志，也是京院（即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北京铁道学院之简称）同学，与华东交通大学经管系领导汪厚基之间有着同窗友谊，与华东交通大学经管系关键人物乔润、张耀增、吴景泰等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部校双方在华东交通大学新设劳动经济专业一事上，一拍即合。于是，就在华东交通大学1984年成立经济管理系后不久，1987年华东交通大学就招收了第一届劳动经济专业学生。因此，在华东交通大学劳动经济专业的设立上，沈明光与汪厚基两人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这样，华东交通大学也就成为中国铁路高等院校中率先设有劳动经济专业的院校。

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至1987年，铁道部干部培训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其学历资格受国家认可的“干部修科班”已不再招生。但华东交通大学1987年招收的第一届劳动经济专业学生一个班37人，均为来自工作一线的成年职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铁道系统其他高校所设置的专业相比，铁路劳经专业设立的时间较晚，而铁道劳资部门也致力于继续提高在职干部的专业知识水平及尽快补充具有现代劳经专业知识素养的新鲜血液。在筹建铁道劳经专业时，就早早确定了先招干部班起步的方案。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从学生方面看，受教育的学生因均来自工作一线，具有相当的实践经验，对铁路劳资作业有一定的了解，知道自己在目前工作中最缺少的是什么，又迫切希望从教学中得到一些知识。所以，他们学习比较专注，目的性较强。从教师层面看，教师在课上和课后与学生的交流中，可以从学生身上了解到一些现场劳资工作的现实状况及学生所感之不足，进而使教学实践能更好地与现场实际相结合，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与人才培养。首届劳经专业教学从办干部班开始，可以使教师队伍起到较好的练兵作用。

1987年干部班入学前，章彬老师和我一起整理学生考试成绩表时，觉得他们的政治、语文成绩较好，少数人数学成绩略低。但学生们入学后认识到今生能进大学课堂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普遍学习比较努力。年龄稍长的李和平、李万和、李金贵等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宋如、沈瑞玲、何文、周靖、陈齐等年轻人。其中李济光的文章还被选入《华东交通大学学生优秀论文集（第一集）》。还有由学生编撰的《劳动定额管理》教材，已装订成册，曾受到教师和学生们的齐声赞扬。学生中，梁德军、梁晓燕、左斌、钱里、刘巍、王智武等人都显示了他们的能力与才干，非同一般。

当干部班学生们由处理日常业务工作，突然转向攻克文化堡垒时，他们从起初的不适应，很快进入了专注的学习状态。他们两两结合，互帮互学，利用自身的现场实践经验，结合所学之专业理论，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学识水平，从戴燕鸣、梁德军、王智武、周靖、李景莲等人所写的论文及答辩情况来看，论文内容均能理论联系实际，言之有物，且不空洞，这说明他们两年苦读没有白费。

干部班学生因已工作多年，政治上比较成熟，班内党团员比例又高，所以即便某些人一度出现认识模糊时，全班依然立场坚定，表现稳重，为低年级同学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与干部班相比，之后入学的41名1988届劳动经济专科学生如孙文霞、黎逵、任东明、龙文玉、李芳、周忠等人，自然显得比较年轻、活泼、好奇，对事物充满新鲜感，所以也有淘气的时候。但总体来说还是很守纪律的，特别是在某段时间内，华东交通大学的劳动经济专业，竟一夜间成了校园内引人注目的重点时，他们依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由于全国社会形势的稳定和学校教职工的不断耐心劝导，事态很快步入正轨。但经过这场重大考验后，一些人的观念出现了重大改变，他们从此更加积极向上，许多师生终于逐渐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更多人成为今日各条战线上的主力骨干。

1989年，在34名第三届劳经专业大专班学生入学的同时，劳经专业首届本科班30人亦开始招生。由于社会稳定和教学管理的日趋完善，在校学生学习情绪不断高涨。有的劳经学生在校就读时，即已多次在本校学报和其他刊物上发表著文；也有学生因其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研究，受到了铁道部有关部门的重视而入职铁道部。这些现象促使整个劳动经济专业师生的学术氛围更趋浓厚。

我于1985年12月4日去经管系报到，加入筹建中的劳动经济教研室，成为其成员之一，并先后在此从教达12个年头。先我到达的王慧芳老师和国家统一分配来的张诚老师已去杭州听课，剩下章彬老师和我两人，每周二下午暂时挂靠在统计教研室内，和他们一起参加业务学习活动。

为明确教学分工和及早做好备课工作，系领导刘桂馨老师曾召集章彬、张诚、王慧芳和我四人，商讨先行确定八门专业课的分配问题。会上确定由我主讲“劳动统计学”和“人口与劳动力资源”。后来我还主讲了“劳动心理学”和“人才学”，并指导部分劳动经济专业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论文。

汪厚基老师在会上曾表扬过王慧芳老师连年带领学生实习的精神。其实，当时我心里也想利用带学生实习的机会，去现场看看劳资工作的实际状况，以利教学。可惜，几门新课的教学重担和指导毕业论文的任务，确实令我难以分身。但我还是认为，没带过学生下现场实习，是教师在教学环节上的一种缺失。所以，我在后来的教学工作中，逐步注意到教学环节的完善性。

为了丰富劳经课程的教学经验，系领导在劳经专业学生听课前，就先行安排劳经师资在经管系内的计统、财会等专业中，举办了多场劳动经济讲座。这样，既扩大了经管系学生的知识面，也丰富了劳经师资的教学实践，大大有利于劳经课程教学水准的提高。此外，我还在校外其他院校中，多次讲授了劳经课程，丰富了我的教学实践。(www.xing528.com)

唐治凤教授是经管系专门负责劳动经济专业教学管理的系领导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带领我们与上海铁道学院合作，共同编撰了铁路劳动管理系列教材中的《劳动心理学》。唐任主编，最早曾决定由我撰写《劳动群体心理学》和《货运服务心理》这两章。此书1992年在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后，曾获铁道部优秀教材三等奖。再版时，唐治凤教授考虑为维持优秀教材的荣誉，再版时全书章节（含目录）的总体结构不易做太大的变动，但内容要与时俱进，积极充实新的知识。由于我当时已多次主讲过“劳动心理学”课程，也在《大众心理学》杂志社发表了《铁路客运站中旅客的心态》一文，我女儿又是心理学专业毕业，所以我对心理学知识颇感兴趣。故这次《劳动心理学》再版，我写了其中的五章，对疲劳的分类，以及对噪声与噪音、震动与振动时的心理表现，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唐治凤教授主编的《劳动心理学》再版后，又获得铁道部优秀教材二等奖。总之，唐治凤教授对华东交通大学劳动经济教研室的建设、成长，付出了不少心血，为我校劳动经济专业今后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认为，唐治凤和陶国良一样，都是受群众热爱的好领导，口碑甚佳。可惜，他俩不幸早逝，给劳动经济专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损失。

除唐治凤教授外，最早负责劳动经济教研室具体领导事务的是吴景泰老师。这位平时喜欢弈棋的老先生，虽然脾气有些倔强，但对人非常和蔼，工作极其认真。吴老很重视教学质量，而我则主张应该给青年教师压担子，让他们在教学实践中成长。其实双方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令人感动的是吴景泰老师很有气量，能认真听取不同的意见，使课程最终得到了合理安排。此外，我知道他和章彬老师都有过劳资工作的实践经历。吴老还曾在铁道部劳资局工作过，和在国家计委从事人力资源研究工作的潘金云教授彼此相当熟悉。所以，我对教研室中的吴、章两位老师都非常尊重，觉得应该好好向他俩学习。后来校领导邵渭渔在劳经教研室和我一起谈论吴景泰老师时，我们对他那股倔脾气，无法再行挽留，只好任他因故离去，而深感惋惜。

继吴景泰担任劳经教研室领导工作的是章彬老师。这位见人总是笑嘻嘻的领导，一点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但对工作、写作都非常认真。他参与了铁道劳动管理系列教材中的《人机工程》撰写工作。劳动经济教学研究会在贵阳成立时，付刊的文章中也收有他的著文。作为领导，他除了听课、检查我们的讲课情况外，对张诚老师主讲的“劳动法”，王慧芳老师主讲的“劳动定额管理”等课程也非常关心。在系领导和吴景泰、章彬两位教研室主任的领导下，劳经教研室早期教学工作进行得非常平稳，从学生中搜集到的教学信息反馈情况，也是不错的。

1986年5月7日，在喜庆老将吴景泰来劳经教研室挂帅的同时，得知有另外两名战将也将来劳经教研室助阵，他们就是正在北京经济学院读研的蒋晓光、李广旭老师。蒋、李两位老师的到来，为劳经教研室增添了新鲜血液，壮大了劳经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我有幸曾受命去北京经济学院专程拜访了这两位硕士研究生，向他们介绍了华东交通大学的情况，并转达了学校希望他们能先选定主讲课程的建议。蒋、李两位老师来昌任教后，通过辛勤的努力，帮助学校培养出林金淑、朱晓妹、陈青平、薛先庆、刘志虹、王能、常春涛、刘文忠等一批优秀学子，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李广旭继章彬之后，成为华东交通大学劳经教研室的第三任主任。

就办劳动经济专业而言，在交往中，我觉得北京经济学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从对全国的影响来看，因中国人民大学自身的名气较大，所以中国人大又有一种后来居上的气势。华东交大劳经专业若要在国内确立自己的影响地位，就需要团结一致，做出更加艰苦的努力才行。华东交大劳经专业早期所用的教材，主要来自以上两所高校。在我主讲的五门课程中，我自编了一本《人口与劳动力资源讲义》（分四小册），学生对此书很有兴趣。至于“劳动保护”那个“脚本”，我结合了国内外铁路实际，充实了一些理论、条例、法规及案例分析，增强了教材的理论性、趣味性、实用性和系统性。多年过去了，今日看来，此《劳动保护管理基础》讲义，仍有许多可取之处。

我所主讲的五门课程，相互之间跨度较大。而铁路类专业又有其自身的行业特点，与其他老师一样，路内院校使用路外教材时，应结合铁路实际，做出必要的补充、修改，才有利于实用人才的培养。所以备课时要耗费大量精力、财力。人们只有通过艰苦、细致地钻研，才能换来讲课内容的丰富、生动与实用，为国家造就有用之才。

记得我在研究劳动经济问题时，有些观点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如，关于劳动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劳动力的买与卖时，写道：“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能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根据我的查阅，数十本书籍都是如此叙述的。而我认为，劳动能力是讲人干活的本事，死人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活”字可以不提；劳动能力说的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两者不应混同。从研究的需要考虑，我认为应将其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加以区别。因此，我在《管理教育学刊》上发表了《略论劳动能力》一文，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上的这段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引起了一些北京同行的关注。又如，我在《劳动定员定额》杂志（自1991年起，此刊改名为《中国劳动定员定额》）1990年中国劳动经济教学研究会论文集增刊上发表了《对现行劳动力资源统计范围的思考》一文，文中提出应该将武装部队成员包括在劳动力资源的数量统计之中，因为在18至25岁这段年龄组内，男性军人较多，其性别比降低甚为明显。依据现行数字做统计分析时，这些年龄组人口的性别比例结构已严重失实。此议也曾引起许多人的共鸣。

此外，我还在《关于劳动力资源比重值研究》一文中指出劳动力资源在劳动适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和劳动力资源比重值。从宏观上看，此值恒小于1，但此值越接近1越好。此值越大，表明该社会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也越高，这也正是古今中外社会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此议是出于我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关切。正因为我关注“盲流”，所以，1988年9月22日，我在贵阳劳动经济教学研究会上，宣读了《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利用方向的探讨》一文。20世纪80年代，一个如此重大的课题，立即受到了在场的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亚洲人力资源开发网理事阿姆扎德博士（巴基斯坦人）的重视。于是我们有过一次谈话，他问我对常州人素质的看法。我知道，当时的常州是中国中等城市中的四大明星城市之一，那里识字人多，许多街道里弄工厂的女士，普遍具有三级工的水平；如果阿姆扎德先生不是选择了常州，而是将另一个城市作为劳动力资源素质的研究对象的话，其结论自然会有些差异。言毕，阿姆扎德先生神色有些愕然。关于劳经专业，我还想说几点：（1）我提出在期末考试时，实行跨系监考。（2）毕业论文答辩前，由论文指导教师组织，答辩人在小组范围内先行试答辩。组员依次提问，教师对提问质量予以评价。此举有利于提高毕业生的论文答辩质量。（3）督促学生练习写综述。帮学生了解综述与论文的区别。

在我60岁生日前，我儿未婚先逝。为防止我夫妇再生意外，一些亲友、同事纷纷赶来陪伴我们度过了这一夜。次日是周一，因为此时我家尚未安电话，事情无法通知学校，尸体也还在医院。但我还是一早赶赴学校，给劳经三本讲了课。我向学生声明了因家有丧事未能备课的实情，幸好讲义是我自编的，讲课内容较熟悉，于是我讲完了此生最难讲的一次课。家中事大，但与教学任务相比，总是小事。教学上的事虽小，但对教育者来讲，永远是大事。对于华东交通大学劳经专业，我尽力了。

（作者：原机械工程系副教授　黄学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