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黄道传著作回忆陈群哲教授的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

先父陈群哲教授生前是学校社科部中共党史教员、社科部主任，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笔耕不辍，在10多年的时间里，写下了90余万字的党史研究文章，为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此他在1994年获得了南昌市“五一劳动奖章”，还享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

先父陈群哲教授研究的党史内容主要是关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涉及人物如黄道、张其德等。关于黄道，是他研究的重点。黄道烈士是江西横峰人，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江西党、团的创始人之一，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也是新四军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著名的马列主义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在担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和中共东南分局主要负责人的任上（1939年5月），当他从吉安赴皖南途经江西铅山河口时，因患病入院，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害，蒙难时，年仅39岁。先父对黄道的研究主要发表了这一系列的文章：《黄道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黄道同志被害的调查》《黄道同志与闽北苏区》《一本珍贵的军事教科书——介绍黄道同志的〈抗日游击战的实际知识〉》《黄道同志与统战工作》《抗战初期黄道的统战思想及其贡献》《一家革命，满门豪杰——黄道烈士一家》《方志敏与黄道的战斗友谊》等。由于黄道烈士博学多才，在战争年代，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写下了大量的文章，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为此，先父还收集了黄道的诗文，并加以注释，出版了《黄道诗文集》。在上述文章的基础上，写了专著《黄道传》。黄道是病死的，还是被害死的？长期以来没有定论，众说纷纭。先父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后，得出黄道是被国民党毒杀的这一结论，从而揭开了这一谜底，也弥补了党史学界黄道研究的空白。从此以后，社会各界关于黄道之死都采用了先父的结论。张其德烈士生前也是闽浙赣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他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闽浙赣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行长、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等职。张其德为人忠厚，廉洁奉公，长期管理财政，手握重金，却恪守清贫生活，从不以权谋私。张其德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对当前党中央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38年7月底张其德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江西省上饶市郊。在查阅了张其德的感人事迹后，先父写了《张其德》。此外，先父对闽浙赣根据地史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写了《略论革命知识分子在创建闽浙赣根据地的历史贡献》《闽浙赣根据地文化建设述评》《闽浙赣苏区的廉政建设》《国之不存，民焉能安——闽北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闽浙赣苏区的经济建设述评》等学术文章，还写了《上饶集中营电教片解说词》等，这些著述涉及闽浙赣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等方方面面，为闽浙赣根据地的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也弥补了许多学术空白。其中《闽浙赣苏区的廉政建设》还被选为方志敏干部学院的教材。此外，他还写了《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历史命运》《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述论》《抗战初期南昌的抗日救亡运动》《虎口余生忆抗战》等，这些著述显然跳出了闽浙赣根据地史的研究范畴，反映了先父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广阔的学术视野。他还与省内其他老师主编了《闽浙赣苏区财政经济史》《中国革命史》等教材。以上提到的学术成果只是他党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由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再加上许多单位处于搬迁状态，所以在先父2012年去世后，想全面收集他的成果，没有成功（我去过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图书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省烈士纪念馆、江西省总工会、江西省文物研究所、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2014年，带着对先父的深深的缅怀和敬仰之情，我结集出版了他的不全的文集《梅花香自苦寒来——陈群哲党史研究文集》。

那么先父为什么会研究党史？为什么主要是闽浙赣根据地史？又为什么会研究黄道烈士？有什么机遇呢？先父生前和我说起过，我也采访了先父的同行——国内方志敏烈士的研究专家陈学明教授和唐志全教授。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其重大意义在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表现，就是破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设立的禁区，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而大大解放了学术界的思想。加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国科学大会的隆重召开，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加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等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从而迎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春天。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四种模式，即“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 革命根据地，并肯定了他们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路线和方法。其中的“方志敏式”即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被评为“模范苏区”。但是长期以来对这四种模式的研究和宣传，只突出了“朱毛式”，对“方志敏式”根据地却研究和宣传得较少。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倾错误和个人崇拜的影响，几乎只能研究和宣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了。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闽浙赣根据地的研究创造了前提条件，开启了研究的新征程。1980年方志纯著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标志性的成果。1982年，全国党史学会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1979年8月召开的史学科研规划会议精神，在成都召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学术研讨会”，开始重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外的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当时的江西工业大学马列部唐志全教授在会上作了《试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特点》的发言，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人民日报社办的《文摘报》进行了摘登，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对这块革命根据地的普遍关注。接着，江西省党史学会在九江又召开类似的研讨会，与会同志的思想开始解放，省社联主办的杂志《争鸣》也应运而生，及时刊登了唐志全教授《“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特点之我见》。1993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光荣的赣东北》，这是江西省委党史委编纂的井冈山精神教育丛书中的一本，旨在引导广大读者饮水思源，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这就是先父研究闽浙赣根据地史的历史机遇。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三人于1927年11月发动弋横起义，共同创立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邵、黄协助方志敏，是左膀右臂，形成了坚强的铁三角关系，同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依靠自身的探索，创造性地开创了与“朱毛式”革命根据地并驾齐驱的稳定根据地和革命军队，同时又有别于“朱毛式”的革命根据地。他们的一整套建军、建政、建党的方针及政策，都极富创造性。方志敏全面主政，邵式平主抓军事，黄道主抓组织和宣传。三人相互支持，又相互决策、相互补充，这是其他苏区主要领导之间无法达成的。这也是毛泽东在文章中把全国革命苏区创建模式概括为“朱毛式、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他们波浪式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方法，同样都有很好地创造”，并把闽浙赣根据地称为唯一“模范苏区省”，足见方、邵、黄三人的历史功绩及影响。当时在江西省党史学界，唐志全老师夫妻俩已经开始率先研究方志敏，并发表了许多富有重要研究成果的论文，闽浙赣根据地另外一位领导人邵式平也有老师在做研究了，也陆续出了成果。先父说他起步搞科研最晚，因为他那时调入学校不久。那时黄道的研究还是空白，而且黄道的子女都健在，这为先父以后研究黄道打下了基础。于是先父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了废寝忘食的研究，首先是查找资料，他的足迹遍及江西、福建，也去过北京、上海等地，图书馆、档案馆、烈士纪念馆，闽浙赣各地的党史办、县志办是他常待的地方。先父为此做了大量的卡片，因为历史研究要以事实为依据。在这个基础上，他又一个一个地走访了黄道的子女，除了黄知真是先父重点采访的对象外，黄知几、黄知慧等也是他的采访对象，先父的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也为同行所佩服，陈学明、唐志全教授夫妻俩经常和我谈起先父，夸他科研工作做得扎实。

而且在党史研究中，他也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张其德等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所深深地打动，决心以他们为榜样。记得我只要回家探望他时，他就会谈起他手头的文章，给我讲他们的故事。黄道谈得最多，他非常佩服黄道，敬仰黄道，说黄道有胆有识，文武双全，他一家革命，满门忠烈。说黄道的子女也非常的优秀，尤其是黄道的大儿子黄知真，父亲曾多次拜访他，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革命。黄知真1927年就随父亲参加赣东北起义，15岁就入党了。曾任闽北分区儿童局书记，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抗日战争时期，黄知真历任中共弋横工委书记，皖南特委青年部部长，中共乐平县委书记，浙东中共三北地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秘书长、组织部部长、民运部部长等职。1937年10月，黄知真受父亲黄道委派，与国民党江西省代表周中煊、高楚衡就“停止内战、抗日救亡”问题举行谈判，达成协议，圆满完成任务，被传为佳话，那年他只有17岁。解放战争时期，黄知真先后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勤部政治委员、第一纵队党委秘书长、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黄知真主要在江西省工作，担任过上饶专署第一任专员、江西省政府秘书长、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江西省委书记，后又转任湖北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最值得一提的是，黄知真还和学校有不解之缘，学校在筹建时期，黄知真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文教，指出：“一定要把华东交大办好，把它办成一所开放性的高等学校，可接待外宾。”1988年5月16日，华东交大报记者团在横峰县采访时，赣东北革命烈士黄道的儿子，江西省委原副书记、湖北省原省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黄知真为校报挥毫题词“继往开来”四个闪光大字，激励交大学子，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奋发学习，做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在研究黄道的过程中，先父与黄道的其他子女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先父写《上饶集中营》电教片解说词时，为集中营的广大革命志士所感动。他说，被囚禁的广大革命志士同敌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利诱，毫不动摇，任凭高压，坚贞不屈，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崇高气节，著名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监狱斗争史上的空前壮举，一批批革命志士冲出牢笼，回到革命队伍，重返抗日前线，也有近200名革命志士在对敌斗争中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先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并化为其实际的行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先父担任华东交大社科部主任期间，全体教师共同努力，学校社科部硕果累累，教学、科研双丰收。先父善良、宽厚，公平公正地对待部里每一位老师，从不以权谋私。除了搞党史研究，先父在华东交大的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也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经常带病给学生上课，他的课内容生动，富有激情，实在是站不住了，他就请人搬一把椅子坐着继续上课。他曾经的学生和我说起他带病给他们上课的事情，总是眼含热泪。爱国爱党、感恩奋进是先父一生的写照。(www.xing528.com)

如今先父离世9年了，我非常怀念他，每每想起他时，就不禁潸然泪下。先父不仅工作干得出色，他还是一位有家庭责任感、非常爱子女的好父亲，他把我们姐弟三人都培养成才了。如今我也来到了先父曾经为之奋斗的岗位，为大学生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与他一样教书育人。先父的爱国爱党、努力工作、一生勤勉的精神是他留给我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就是我的先父——陈群哲教授。

（作者：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陈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