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帝国尽头的悲剧命运，思想遭受压抑

殷海光生于1919年，在他幼小的时代，光华四射的“五四”已渐渐退潮，他没有踩上“五四”的尾巴，虽然他喜欢自称是“五四后期的人物”，其实准确地说，他不过是“后五四时期的人物”。在他处于精神成长阶段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离“五四”已远，他是西南联大孕育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他开始思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命运。他的身上一直有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产物，怎么评估他求学七年之久的西南联大对他的影响都不会太过分，那是他思想之旅中最重要的一站，他的精神底色大致就是在这个阶段涂上的。在他看来，西南联大汇集了“五四”一代的精华，那里的校园风光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对当时中国大西南的影响，也是一个小“五四”，他本人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灵的鼓舞”，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美好，他不是无根的飘萍。他的人生追求从对逻辑学的热烈向往起步，然后踏上执笔论政之路，并以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那些炽热文字赢得声誉，最后又回到学术的殿堂。即使身处逆境，贫病交加，他也始终守护着“知识的庄严”。他死于1969年，与海峡这一边的另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顾准晚年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死的时候，只有50岁，正当学术生命的旺盛期，他的肉体生命就被折断了。

▲殷海光

殷海光的悲剧命运，以及他在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都令人叹息、令人深思。近年来，随着他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不断在他最终未能回来却从未忘怀过的故土问世，他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影响了台湾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已在许多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读者心中定格。他常说自己“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不过，他生前应该想得到，总有一天，人们蓦然回首，会重新发现他的存在。要重温殷海光的心路和他奋斗的全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那个可以歌、可以哭的大时代，都只能放在唐德刚所说的“历史三峡”中，这个“大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殷海光这个独特的个体生命的意义也正在一点一点显现出来。(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40年代末，青年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主笔任上，曾发表过一些尖锐批评国民党统治下腐败现象的文章，诸如《赶快收拾人心》等文，表示过对时局的忧虑和急切。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前后经历了几次变化，从坚定的拥护者（西南联大的“右翼学生”）到怒其不争的批评者，最后在台湾岛上，他终于与这个他寄托过希望的权力集团彻底分道扬镳。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就是在《自由中国》执笔和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阶段，他那些犀利痛快的政论代表了一个时代，曾引起广泛的共鸣，跨越了台湾岛上阴郁的20世纪50年代，直到1960年雷震锒铛入狱，他与《自由中国》另外两位主要撰稿人夏道平、宋文明毅然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自己的文字承担责任。在台大校园里，他更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在学生陈鼓应的印象中，他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他的演讲，他的演讲灵光闪闪，理性中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不过他之所以成了台大学生心目中的一块“精神磁石”，主要不是靠演讲，而是靠他的人格魅力。他树立的人格标杆，他代表的道德力量，对年青一代富有强烈的感召力，不光是哲学系，还有历史系的许多学生都将他视为精神偶像。这一切当然都是当时国民党当局所难以容忍的，1966年，他们以种种卑鄙的小动作迫使殷海光离开台大，他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和能够影响青年学子的直接渠道。

政论的浪花消失了，学术的晚潮卷过殷海光生命的沙滩，最后的三年，身处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逆境，他依然没有意气消沉，他的学术关怀、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是相呼应的，他从来没有把学术当作自我娱乐的方式。即使病魔袭来，他也含笑面对。故乡湖北黄冈的山川人物勾起他温暖的记忆，西南联大的师友让他感叹时代的沧桑，他尤其忘不了金岳霖老师，尽管海峡隔断了他们的音问，但这一切都萦绕在他的晚年，和哈耶克、波普尔一起陪伴着他度过那些寂寞、凄凉，未能免于恐惧的时光。当雷震被捕时，他在公开文章中曾引用《圣经》的话：“为义受难的人，有福了。”我也想对殷海光说：为思想受难的人，有福了。他留下的遗言说，他的墓碑只要刻上“自由思想者”几个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