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1937年11月20日，日寇兵临南京城下，国民政府宣布以重庆为战时陪都，准备长期抗战。战争打到1943年9月25日，胜利已日渐临近，很多人开始憧憬战后的生活，思考战后的国家命运。这一天，当时重庆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评，题为《战后国都定在北方》：
中国是大陆国家，同时也是海洋国家，应该海陆兼顾。……我们的外患，可能由海上来，更可能由大陆上来。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日四国。……我们战后的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该建在北方，才能够策应周全。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事实，建都北方的享国较久，建都南方的享国就较短，其中实在有一个大道理。因为南方较富，政府设在财富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奢丽，派粮课税比较繁重，国家艰难，民生疾苦，皆不甚感觉真切，就会出乱子。反之，政府若设在北方较贫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朴实，就比较知道艰难辛苦，而政简民洽，就自然国祚绵长。
文章提出，假如抗战的胜利是完整无缺的，收复了东北，那就应该建都北平。假如胜利打了折扣，东北还没有收复，我们可以建都西安。
对于战后建都北方的主张，在此后《大公报》上陆续有呼应。比如1943年11月29日，傅斯年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战后建都问题》，倾向于建都北平；1944年1月2日，地质学家、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建都济南议》；1944年1月23日，又有地理学家洪绂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从地略论建都》，“从地略观点，北平最适于做战后统一中国的永久首都”。在这场关于建都的讨论中，有主张南京、北平、西安的，也有主张武汉、长春、济南的，各有理由。
1944年5月5日，司法院长居正在讨论宪法时发表了《中国宪法上几个问题》，强调指出宪法与国都的关系非常密切，国都的位置问题十分重要，他以为建都应该在物质享受不过高之地，交通便利而且开发较易之区，从以往历史和最近事实来看，南京都不宜建都，因为它不符合人民克制物欲以求自强的条件。抗战前南京官吏醉心于上海的繁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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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自东晋至六朝、明，虽皆定都于此，不免失之于偏，有一种“南方之强”的习气，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东晋时的一般人物尚闲逸，讲潇洒，临敌不决，都是中了“南方之强”之毒的原故。所以历来定都南京的朝代，国祚皆不能久远。汉、唐之所以有“长治之世”的，乃在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人民皆克制物欲，卧薪尝胆。诸位试看民国十六年以前之南京，与至民国二十六年之间的南京，就可以明白了，前重享受，后重自强。今有主张仍还北都，或定都武汉，倒是值得研究的。无论如何，要在刻苦耐劳，自强自励，建都须本此原则……[1]
此时，主持《大公报》笔政长达15年的张季鸾先生已经病故，接替他的是王芸生。王的故乡在天津郊区，他对北方怀有更深的感情，但他提出迁都之策显然不是从私人感情出发，而是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早在1935年9月16日，华北危急之际，他在天津就写过一篇《到北方来！》，这是他读王船山明末清初写的《宋论》引起的一番感想，认为首都的位置要靠近边防，最好就是把首都放在边防线上。明成祖迁都到北京，修长城，以首都当要塞，以天子守边疆，所以明代两百多年蒙古都没有成为大患。清朝继续以北京为都，北收蒙古，西掌天山，疆域的辽阔超过了以往列朝。他感叹“这都是首都置在边防线上的成绩”。民国以来，东北一向都是半独立的状态，但直到张作霖离世，东北都没有大变故，虽冒亲日之名，却未损失大权利。等到北伐之后，首都南迁，1929年东北发生中俄冲突，1930年“九一八”张学良通电入关，一年后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这是个重大的教训，证明了远统不如近防的铁则。他因此大胆地指出，如果没有1928年的迁都南京，便不会有“九一八”事变，更不会有四年来国不成国的劫运。“中国的边疆半部临海，大陆上就是东北与西北，首都在北平，适当边疆的要领。从外交上看，日俄是主要的邻国，头脑摆在北平，耳目自然聪明些。”他认为，在这个理由上，国民党定都南京真是极大的遗憾。所以，他呼吁：“我们应该把首都迁回北平，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华北撒手。这样使全世界知道国民政府还要华北的决心。没有了华北，也就没有了国民政府，这是我们最后的边疆，无论如何，绝不撒手！”
从1935年到1943年，他几次发出建都北方的声音，国民党当政者都没有理会。盼望已久的胜利终于来临后，他们作出了还都南京的决定。1946年5月5日是国民政府还都的日子，也许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里，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不足三年的时光。如果预先知道这个结果，决策者会不会认真考虑移都北方的主张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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