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举国舆论的重镇绝非偶然。当时,国内、国际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人们都会看看《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社评是怎么说的。蒋介石说自己每天看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是以“不党”、“不卖”等“四不”著称的《大公报》。可以说,张季鸾达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言论报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当1937年那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时,他的言论自然更加引人注目。
▲张季鸾
他们预计上海即将沦陷,1937年9月18日,张季鸾不顾病弱之躯,手创了《大公报》武汉版,这是他一生中工作最辛苦,也是最出色的时期,他的一支笔发挥到了一生中所能发挥的极限。由他执笔的《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社评,都曾激动过、振奋过当时的人心,影响极大、极远。“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这是徐铸成的评价。张季鸾文章最强的地方还不在于文字,而是其洞察力和穿透力,往往三言两语就抓住了问题本质,看穿了复杂表象背后隐藏的奥秘,他的文章之所以能揪住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心,关键就在这里。(www.xing528.com)
1937年12月8日,当日寇兵临城下,首都南京千钧一发之际,国民党当局还通过德国人在和日本人“调解”,抱有一线议和的最后幻想。就在此刻,张季鸾写下了那篇传诵不衰、堪为新闻评论范例的《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评论简短而有力,无比的清醒,无比的清晰,对于那些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糊涂人、软弱人、打着小算盘的人,如同一声棒喝,也是最好的清凉剂。南京未能免于陷落的命运,几十万生灵涂炭,几十万冤魂至今没能得到安息,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拿起了他的笔。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他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褊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
好一句“为匹夫匹妇复仇”!一篇文章胜过无数炮弹,侵略者何等嫉恨这位曾穿长衫、被肺结核伤害着的留日学生,我们可以想见。今天,我们也许已无法体会这些文字传达出来的时代信息,无法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那份血肉情怀,无法理解一个报人和一个时代的互动及所能达到的影响程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尊屹立在言论史上的嶙峋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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