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的渐进民主：帝国尽头是民国

1936年冬天到1937年春天，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危机日近一日，《大公报》后起之秀王芸生在上海写下六封给北方青年的公开信，风行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1937年5月18日写的《六寄北方青年》，首先谈的就是民主问题：“Democracy这个词，从希腊语源上，应该译作‘平民政治’，它的定义亦可以此四字尽之。这个名词及其运动，都发源于希腊，在历史的演变上却形成不同解释及方式。在大陆上是一种形态，在英国及美国又各有不同的解释。”

他引用威尔逊的话说：“近代的德谟克拉西和罗马或希腊时代的德谟克拉西是具着极不相同的形态，而它们所根据的原则，更有天渊之别。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理论是权利平等，而不问血族和种别。它以社会一般的福利作为法律的归趋与目的。它并且宣称，没有一个阶级，或少数的贵族，无论他们的人数如何众多，才具如何干练，思想如何开明，能用足够的广大眼光，或能充分的屏除偏见，以认清一个民族整个的需要，或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领导它的趋向的。凡是制造法律或执行法律的人们的行为，在每一步骤中，必须被统治者的同意，加以审核与决定。”

威尔逊的解释不免太抽象了，我们要的民主究竟是哪种形态？王芸生自问自答说，综合时贤的论点大都倾向于立宪的民选议会的代议制度，他也赞成这种制度，但他知道实现的步骤不可能一蹴而就。胡适称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但即便是幼稚生也要达到能走路、会提小书包的年龄。“民主思想及其运动，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太短浅了。我们还没有以民主思想为中心的公民教育，识字国民又那么少，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仍在支配包办着我们的国家社会，这都是实行民主政治先天的缺点。”所以，他主张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在步骤上却须逐渐地达到，也就是走一条渐进的民主之路。在当时，就是借助孙中山设计的国民大会这个形式来推进民主，给国家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而不是在体制外从头开始，另起炉灶。在1937年1月10日写的《再寄北方青年》最后，他呼吁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确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并且把以前的选举法再考虑得进步一些。“经过这个阶梯，我们的政治可以更民主化一些。在一个比较民主化的政治局面下，可望团结全国力量以担当建国的任务了。”

有人批评王芸生对民主的要求不彻底，他解释说，他在这里说的“更……一些”、“比较……的”都含有“逐渐”的意思。他认为逐渐推行民主政治，这是顾及实际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不是马上实行多党的议会民主，但在时间观念上，和他的民主信仰并不矛盾。在1月19日写的《三寄北方青年》最后，他又一次提到国民大会，“我虽不敢对国民大会预存多少幻想，但它确是和平递嬗走向民主政治的一条大路”。在4月20日写下的《五寄北方青年》中，他说得更详细。当时已确定在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都已在研讨修正中——(www.xing528.com)

“我们虽不敢幻想由这个大会中出现一个完善无缺的宪政，但这却是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阶梯。我们要把握住这个阶梯，不要放任使它变成一个四肢不灵意志不全的东西。

“现在无论是谁，只要是中国国民，都有对修正中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以为要实现一个真正民主化的国民大会，除了在立法技术上注意之外，最根本的是观念问题。在观念上，应该根本洗刷掉包办的思想。这一点是应该由国民党来放大襟度的。”

他的这些主张社会影响很大，就连中共中央宣传代部长凯丰都在延安的《解放》上作出回应，发表了一篇《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然而，就是这样不彻底的民主要求、“顾到实际的逐渐办法”也未能实现，国民大会安排固然是被抗日战争打断了，但执政的国民党不是没有责任的。延搁十年召开的国民大会因为共产党、民盟等重要党派的拒绝参加而不可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一个阶梯。因为八年抗战、时势的变化，王芸生倡导的这条借助国民大会的渐进民主之路走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