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倡议：中国要有点气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芸生因为在《大公报》编写《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专栏而一举成名，被看作中日问题专家。1934年夏天，他有机会上庐山，与蒋介石等政要都有直接的接触。就是这一次，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对他说：“日本侵略中国，好比老鼠食牛，像似很难的；但是这个牛若老是像死的一样不动弹，早晚也有被老鼠吃完了的一天。”这番话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希望中国不要成为一头不动弹的牛，要有点“气”。他和朋友聊天，常常感叹一个“气”字：“中国幅员广大，没有‘气’贯通着，便成许多块不相联系的碎土；中国人口众多，没有‘气’蓬勃着，便不啻一群死人。”此后，他写的很多文章有意无意间倡导从容赴死主义，他说：“我们在历史上尽管也有文天祥、史可法等动天地、泣鬼神的人物，从容赴死的精神却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

▲王芸生

当然，仅有“气”，仅有“从容赴死主义”还是不够的，不能从根子上解决中国的出路。从1936年冬天到1937年春天，抗日战争的大幕即将拉开，立志生平以文章报国的王芸生一连发表了六篇“寄北方青年”，不仅讨论当时迫在眉睫的救国问题，而且讨论更为重要的现代化等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时刻关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为此不停地思考、行动，这只是个常态，王芸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但他的思考提供了许多独特的东西。作为一位经历时代风云变幻的报人，一位深入研究过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学者，他在观察、分析问题时有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视角，加上他满含热情的文笔，打动了许许多多青年读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观点，与他商榷的人也接连不断，在他自己的文集中附录了不少来信和文章，其中有赞同他的，也有与他论战的。

1937年3月13日，当他在上海写下《四寄北方青年》一文时，与“七七”事变相距已不足四个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即将被日本的炮火中断。但他知道外患终究会成为过去，他希望“救国”只是一个暂时的表述，不是一种做不完的工作，更不希望“救国”成为中国人代代世袭的工作，总要使我们的国家有不用再救的一天。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中心问题仍是现代化，我们不能只顾及眼前的利害，而忘记我们的根本使命。他引用当时一位北平青年的来信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www.xing528.com)

今日的中国，需要一种新运动，需要一种现代化中国的新运动。中国现代化是独立自主的基石。中国是一个全世界无匹地大人多的国家，因此，中国现代化的责任，不仅政府要负，一般国民，知识分子，尤其青年中的知识分子，更得去担负。政府应该有胆量有计划的，把这种责任交给知识阶级，而知识阶级也应该有勇气有远见有本领的负起这个大的使命。科学运动，工业建设，消灭文盲，改良农业，成了今日中国迫切的工作。政府要来做，知识分子更得艰苦的来做，而青年将是这条道路上最有效力的工人。

显然，他是认同这些观点的。他也重视那些与他不同的观点，有误会的给予解释，不能同意的继续深入讨论，深化自己的思考。在关于“联合战线”、“团结建国”等问题上，他与左翼青年都有很多分歧，年轻的顾准当时就曾化名给他写信，解释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他把信附入自己的文章中，并阐明自己的真实想法。无论持有怎样不同的政治立场，在共同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们都在寻找共识，寻找民族生存之路，同时又并不因为要救国，就把彼此之间的分歧遮掩起来，而是公开地讨论，把各自的观点、论据、分析都一一呈现在阳光下面，哪怕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态度本身，或许比讨论的内容还要令我们这些未能身历那个时代的人产生更多的感慨。一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还能够以充分的理性直面不同的观点，付诸公开的讨论，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因为它一定可以找到自救之路，这样的“牛”是“老鼠”吃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