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评鲁迅：帝国尽头风波

1936年10月19日，56岁的鲁迅在上海病故。第二天，具有广泛影响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海版）用大半个版面作了报道，有《鲁迅昨在沪逝世》的消息，有《鲁迅事略及其生平译著》，还有日本作家佐藤春夫谈《鲁迅之作风将影响日本今后文学》，并配了四幅图片，包括鲁迅遗容、鲁迅近照、鲁迅家属合影、力群的鲁迅木刻像。左下角另有一则《悼鲁迅先生》短评，就是这则不足300字的短评引发了一场风波：

▲《大公报》报道鲁迅去世的版面

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风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和那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

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这篇短评是凌晨看大样的编辑主任王芸生执笔的，按《大公报》惯例，短评和社评一样都是不署名的。此论一出，上海文艺界一片哗然，守灵的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报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编文艺副刊的萧乾愤怒之外，感到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放下报纸就去找胡政之质问，并表示自己的文艺版编不下去了。他认为此文攻击鲁迅，犯了众怒，坚决提出辞职，并要求报社刊出道歉启事。两人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在文艺版刊登一篇不署名的悼念文章，作为弥补：

五四以来，万众青年心灵所依归的鲁迅先生，竟于10月19日的黎明，永远地搁下了他那管劲健的战斗的笔，弃我们而溘然长逝了。自有革新运动以来，我们没有过更巨重的损失，更深沉的悲哀。文字表达不出我们的惨痛！五十六年的苦斗生涯，如今他是躺在黄土坯下，宁谧地安息了。但我们坚信他仍以一种更活生更普遍的姿态永恒地存在这世界上的，只要还有不甘心做奴隶的人，追随他那坚实榜样，为着贫弱的中华民族搏战下去。(www.xing528.com)

此文由萧乾执笔，经胡政之亲自修改，带有社评性质，再配上司徒乔画的鲁迅遗容，10月26日刊登在文艺版的正中位置，用的是大号楷体（专栏外本来都是用新五号铅字），对鲁迅作了完全肯定的评价，一场风波算是暂告平息。胡找萧乾谈过两次话，其中一次，大谈自己办报的奥秘，大意是说：“我早年是留学日本的。我办《大公报》，心里总拿《朝日新闻》作榜样，得兼容并蓄。一家报纸心目中绝不可单纯只有一种读者，那样销路就不会大，影响也就有限了。现在这十四版报纸，各有各的读者。你这个《文艺》版是给青年读者看的。”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28日，《大公报》天津版在《论取缔文艺政策》的社评中对鲁迅就有过类似评价。当时道路传闻鲁迅及一些左翼作家被捕，《大公报》呼吁国民党当局调整文艺政策，奖励、保护所谓“左倾”、“普罗”的新文坛，以养成真正伟大的文学家。文章谈到鲁迅时说，“其作品虽间有讽世疾俗之情感，而尖刻琐细，遗青年以不良之影响”。这个观点和悼念鲁迅的那篇短评如出一辙，都表达了对鲁迅的不满。两天后，《大公报》在1月30日的《读者论坛》上刊登玉棠女士《鲁迅被捕的感想》一文，显然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文章称鲁迅是“中国新思想的先进者”，“青年受其思想和人格的感染，而觉醒勇敢起来，若执而问之全国，想来不知有万万的人了”，“鲁迅之对国民革命，实有莫大之功也。若说鲁迅近年来，对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政府，并不加以赞助，且有不满之表示，然即此亦岂能尽怪鲁迅乎？”

关于鲁迅被捕只是误传，这样的误传有过几次。鲁迅一直在上海租界生活得好好的，熟悉他的曹聚仁说过一句话，鲁迅的晚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

《大公报》一贯倡导的文风和鲁迅完全不同，鲁迅生前也从未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文章，似乎没有建立什么关系。《大公报》对鲁迅的看法从1931年1月的社评到1936年10月的短评，并没有发生变化，那篇惹起风波的短评代表的也不只是王芸生个人的立场。当然《大公报》内也一直有萧乾等代表的另一种声音。

到1944年7月8日、9日，萧乾还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由外面看——论我海外宣传政策》，文中说起鲁迅，一些英国人，“曾读到英译的鲁迅及其他新作家的作品，才知道少年中国正在创立一个新的文明。读了鲁迅的作品，他们才知道这新一代的中国已在重估五千年文明的价值。对那些社会黑暗的描写，他们并不吃惊。反而说：‘中国人素尚反省自责，这是大国民风度，这是开明改进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