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日记：揭开浙大学潮幕后

陈布雷由一位报人而受蒋介石赏识，成为蒋最重要的幕僚之一，蒋对他信赖有加，他却从未利用这种信赖为个人谋私利，因此赢得各方敬重，而他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许多事情上，他给蒋的建议也总是善意的、建设性的。1936年初，他在杭州小莲庄休养时，浙江大学的学潮已蔓延多时，难以平息，连他儿子也卷进去了。

1933年4月出任浙大校长的郭任远是个心理学家，在管理上却完全不顾学生心理，所推行的军事化管理令许多学生不满，“衣冠不整”就可以着令学生退学，学生与老师在运动场上发生一点口角，就要开除学生。包括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在内的许多教授因对郭不满而纷纷离开浙大。这次学潮的直接起因则是1935年12月20日浙大学生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要到南京请愿，在火车站遭到大批军警阻拦，12个学生被捕，经学生抗争而获释，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代表省党部和省政府向学生公开道歉。可是当学生回校时，郭任远却布告开除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尔宜和副主席杨国华（分别是浙大农学院、工学院的学生），由此激怒了学生。

从陈布雷日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忧虑，也可以看到他为化解学潮所做的种种努力，虽然他常常只是记录，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1936年1月3日，他记着：“此次浙大学潮，由爱国运动而转移于反对校长，初起时闻泉儿并未参与，嗣以同学情感激昂，举动逾分，学生中之稳健者感于前途危险，旷日持久，将于学校不利，遂由旁观地位起而主张。……泉儿天性谨愿，自近日观之，乃为该校学生运动之中坚，殊出乎意料之外。”他儿子告诉他，自己本来是温和派，到学潮后阶段才成为积极参与者，目的就是想抑制激烈派，让他们不要太过分。

1月17日，有人来访，谈及学生运动的趋势和浙大学潮前后种种，他在日记中称“多杞忧之言”。蒋介石来到杭州，1月20日，他们在西湖边的澄庐见面时，正好郭任远来了，蒋决定次日去浙大视察。1月21日，由陈布雷陪同蒋到浙大，日记所记比较详细，到校门口，“见学生有服军训制服者，有服学生装者，三三五五候于门首。下车入大门，则另有一队肃立行礼”。先到校长办公室与教职员见面，蒋训话约半小时，接着三位学生代表来见（包括被开除的施尔宜、杨国华），他们声明三点：一、郭校长自请辞职，学生未有驱校长行动；二、校务会议系部令教职员组织，非学生所组织；三、始终没有停课。他们请蒋到礼堂训话，学生约有300人到场。蒋讲话后先离开，他在日记中还记了一条：“蒋先生对施、杨二生，拟许其悔过自新。”

次日早上，陈布雷去澄庐向蒋报告浙大情形，午饭前他又去了一趟澄庐，陪蒋接见施尔宜、杨国华等四位浙大学生代表。谈了些什么，他在日记中没有记，但从蒋几次接见学生代表可以推知，其态度还是想缓和，不是一定要开除这两个学生。这在当时看来已经不容易了。(www.xing528.com)

2月10日下午，刚从杭州回到南京的陈布雷在谒见蒋介石时，首先报告浙大近状。2月13日，他在日记中记着：“昨日接浙大郭校长来电，报告该校学生十一日晚又开大会，以援助上海被难工人为名，议决停课，出发京沪宣传云云。今晨询教部王（世杰）部长，知部中已有严厉电令，且闻今日已上课，遂不另拟办。”当天下午他向蒋汇报时，也把浙大近事排在最前面。

这次浙大学潮，以不受学生欢迎的郭任远离开，浙籍气象学家竺可桢出任新校长而告终。竺可桢被选中，与陈布雷等多人推荐大有关系，其中陈布雷的作用应该最大。据2月17日的竺可桢日记，先是翁文灏告诉他要他做浙大校长，他向蔡元培征求意见，并问是否要去看蒋。蔡以为能不往浙大最好，但蒋那里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即可。相隔几天（21日），竺可桢见蒋就是陈布雷陪同的，陈在日记中说：“蒋先生以浙大校长事征藕舫（竺可桢）同意，藕舫谦辞，结果允考虑后答复。”同一天的竺日记说，自己告诉蒋，须与蔡元培先生谈后方能决定。而蒋很急，希望他马上答应。

2月22日，陈布雷见了蒋介石之后，去找王世杰，顺便又谈浙大近状，可见他一直关心此事。当前一天竺可桢问及浙大情况时，他的回答是：“郭任远到校后颇思励精图治而过于操切，开除学生太多，而与教职员又不能融洽，故不得不更换之。”他早年就读的浙江高等学堂就是浙大前身，现在他儿子又在这里上学。对母校的感情，对家乡这所重要大学的维护，无疑是他为解决此次学潮忧心和建言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