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主导的新生活运动：帝国尽头的民国

沈从文的长篇杰作《长河》嘲讽了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朴实的湘西乡人根本理解不了什么“新生活”，就是对这个称呼也感到莫名其妙，以为是一群人、一个军队之类。一位妇女得知“新生活”要来了，十分担忧，她不明白“新生活”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拉人杀人，问了许多人也说不明白。一位老水手同样对“新生活”抱有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要有些变化。湘西人实在是被折腾怕了，之前，又是土匪，又是共产党的苏维埃，又是“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一点风吹草动，新名词、新运动都让他们感到莫名的恐惧。等到新生活运动在湘西小城实施，人们看到的只是些不切实际的可笑之举，比如强行规定乡下人走路要靠左，不然要打膝关节，不扣纽扣也得挨罚，等等。

《长河》也因此被国民党图书审查官认为“思想不妥”，辗转交涉，作了删节，最后才得发行。沈从文的小说固然出于虚构，湘西老乡对“新生活”的那种惧怕心态却是真实的。“新生活运动”到底有什么内容，很少有人去研究，我在翻旧报纸时发现，到了铁血抗战时期，报纸还在纪念“新生活运动”多少周年。

这个运动是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进而推广到全国，目的是想用最简易、最急切的方法改变国民的日常生活习性，也就是按照他所理解的“礼义廉耻”标准重塑国民的行为规范。当时，他雄心勃勃，要把江西造成一个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基础。这年2月19日，他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新生活运动”，希望从江西尤其是南昌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他心目中的“新生活”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他概括说，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惯和本能……”，军事化的“新生活”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比如如何走路，以冷水洗脸，不吸烟，不擦香水，不歪戴帽子，不蓬着头发，不拖着鞋子，纽扣不能不扣，养成不随地吐痰等爱好清洁卫生的习惯，等等。

《新生活运动纲要》对礼义廉耻作了明确的解释，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后来蒋介石重新解释为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围绕着这个核心，除去不合理的生活，代之以合理的生活，使国民做到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从而达到生活合理化，以为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把雪耻复仇作为“新生活运动”的首要课题。(www.xing528.com)

从一开始，这个运动就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持，蒋介石本人担任会长，宋美龄任指导长，大批高官或为指导员，或为干事。可以说，运动在国民党内得到许多人的呼应。1939年，抗战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于右任表示，由“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而养成“负责任”和“守纪律”的现代文明生活习惯，可以扫除和代替以往“萎靡、污秽、腐败、浪漫、颓唐、懒惰、豪奢、虚伪和无秩序”的野蛮生活，认为“新生活运动”推行五年以来成绩显著，特别是在民族精神方面，对于抵抗强敌入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有人把“新生活运动”看作是蒋介石寻求中国国民现代化的举措，“一国的国民惟有现代化，才配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民能独立自由，国家才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金善宝）。

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们当年作出这些判断是否言不由衷。今天，我们能在这个运动中看到的只是返回“礼义廉耻”传统的努力，并不是一条通往现代公民之路。“新生活运动”最大的缺失就是价值错置，其中强调的那些个人生活规范，都只是为了有规矩、服从、守纪律，而没有自主地为这个社会服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这类内容，也就是说，“新生活运动”倡导的价值不是现代的，即使表面看去有一点，那也只是现代之末，而无现代之本。自清末民初以来，经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以及基督教青年会推行的公民教育，公民观念，对于受过教育的国人来说，已经并不陌生。即便国民党上台以后，塞入了一些“三民主义”的说法，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中小学公民教育状况。“新生活运动”离开公民教育，而奢望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重塑一代新国民，本质上不是要培育现代化的国民，而只是想训练听话的工具。这是权力主导的、大规模改变私人生活规范的一次尝试，完全依靠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在公众当中并没有激起多少反响，有之，也类似于沈从文笔下人们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