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诞生时，南京只有一辆汽车，就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专车。有一天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司机开着空车轧死了一个行人，南京警察总监吴忠信接到报告，立即下令扣押了司机和汽车。总统府总务局长打电话说情，他也不放，就是要依法办理，最后这位总务局长到警察厅办理了赔偿手续才算了结。
吴忠信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后来是蒋介石信赖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1932年春天，正是国难当头、时局艰难之际，家乡安徽上一年刚刚遭遇大水，民生凋敝，疮痍满目，匪患严重，省财政捉襟见肘，机关发不出工资，有些学校都停了课，49岁的他受命出任安徽省主席。他以“清慎廉干”四个字为自己的施政要领，第一步先从取消特种营业税、裁处米捐开始，兴水利、修公路，整顿各级学校，到当年年底就有了成效，局面得到了扭转。他于是向行政院提出辞职，但没有获准。
▲吴忠信与蒋介石在雪窦山
他有一种想法，要想繁荣社会，必须从“裕民”入手，而裕民之道首先就是节约政府的开支，1933年他把全省一年的预算从1600万元减到900多万元。他修了从芜湖到南京的公路，他明白只有对外交通便利，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到一切都有了些眉目，民生得到恢复，这年5月他再次提出辞职，得到准许。实际上他辞职的原因要复杂得多，事后他曾对朋友说起此事：“我回安徽做主席，是想为桑梓服务，但是有一批人专门捣乱，不是今天要某县缺，就是明天要某关卡，我对他们一律不买账的，他们就遇事兴风作浪，来反对我，最后，摆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把他们抓来，依法办理；一是我只有不干这个主席。可是我考虑结果，我如采取第一办法，不但难为皖人所谅解，就是我的祖宗坟墓，也难免要被人挖掉，所以我只有辞职。”
可见官难做，即使贵为封疆大吏，也有许多不得已的难言苦衷，甚至不是来自上面，而是来自下属，就是整天包围着自己的这个官僚体系，要想拒绝这种包围都很难，辞职是洁身自好、保持清白之身最简单的途径。官僚政治的逻辑实在可怕，除非能跳出这个框架，产生新的制度，这却是吴忠信做不到的。(www.xing528.com)
1935年，他受命出任贵州省主席，和他初到安徽的情况相同，也是财政枯竭，百废待举，交通闭塞、地瘠民贫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任之后采取了如下施政举措：一是整饬吏治；二是发展教育；三是人事公开、财政公开，确立会计制度；四是禁绝烟毒；五是肃清匪患；六是积极修筑连接本省与邻近各省的公路。“建设以交通为先，教育以职业为重”是他立定的宗旨，全省预算的三分之一都用作这两个方面的经费，地质调查所、农事试验场都在他主政时发挥作用，目的就是要开发地下、地上的各种资源，改善当地经济，他决心“为贵州作远大的建设”。他去南京开会，本来可以乘飞机，但他想顺便考察沿途情况，所以乘汽车从尚未正式通车的川黔公路出行，正逢阴雨天，道路泥泞，汽车在崇山峻岭之间盘旋，时临峭壁，危险无比，还要忍受饥渴，随行的人心中叫苦，他谈笑风生，泰然自若。
他在贵阳身居省府，除了一颗大印，四壁萧然，只有庭院里的两株紫薇是他的最爱。东边的一株据说有400年以上的历史，西边的一株也有200多年的光景。秋天花开之时，红紫相间，芳香随风而动，灿烂不可言说。他盘桓花下，常常不忍离开。他嘱咐身边的人，对这两株花要好好地保护，使它们能历久弥荣。
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他与桂系李宗仁等人素有渊源，本来就是蒋介石和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因此他主动提出辞职。抗战之前，他两度出任省主席，为时都很短。他曾给自己一个评价：“曾带军队而绝非军阀，曾参与政治而绝非政客。”他给人的印象是“做事绝不敷衍，更不肯向恶势力让步”。离开贵州后，他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两株紫薇，他说过一句话：“人生如白驹过隙，倘无贡献于社会国家，反不若此类无知的花木。”
▲吴忠信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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