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也是一个1893年人，他最后成了一位历史学家，他前半生的经历非常丰富，非常多姿多彩。他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后来是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巨头之一，“曾”是曾琦，“李”是李璜。在国民党掌权时代，这个信奉国家主义的政党也是国民党压制的对象之一，长期处于半公开状态。他们办了一份有名的《醒狮周报》，上面印有一头狮子，因此被称为“醒狮派”，一般他们也以这个名目公开对外。办党始终不是左舜生的职业，他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同时也是复旦大学等大学的教授。
情况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渐渐有了变化，大约1933年到1934年之间，蒋介石两度托人带话给左舜生，希望有机会与他见面谈谈。当时，他认为国民党与青年党还是有相当距离，怕引起其他同志的误会，加上蒋所托的人虽然与他很熟，但无深交，并不十分信赖，所以迟迟没有答复。到了1934年春天，他接到蒋介石从杭州发来的电报，约他暑假到庐山见面。他这才和曾琦（慕韩）商量。这个曾琦是他佩服的人，多年后，蒋当面问他曾琦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如此回答：“慕韩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他虽然留学日本多年，也久居过法国，但他的思想相当保守。他对‘五四’以来新思潮不重视；连白话文运动他也不理会，他依然写古文，做旧诗。他以一个不名一钱的穷书生，居然创建了一个党，已有二三万个党员……他有一个特长，便是‘长于组织’，也肯接受别人的意见。”
当他征求曾琦的意见时，曾说：“一个在野党人和执政党的当局见面，这是再寻常没有的，你尽可以去。”他问：“万一因我和蒋先生见面，演变到青年党与国民党合作，您的态度怎样呢？”曾琦的回答更干脆：“现在国难如此严重，日本军阀发动对中国全面侵略，为时必不在远，最后我们除抵抗以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到那时候，全国无论任何党派或个人，都非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不可，我们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党，当然必须与国民党一致，您先去做一个底子当然更好。”他说：“您既赞成我去，而且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我便有三条原则必须坚持：一，我们信仰国家主义，爱国第一；我们主张民主宪政，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这个基本立场，不容动摇。二，我自己是一个书局的编辑员，同时在大学教书，对实际政治无经验，也无兴趣，假定蒋先生要我担任什么纯政治性的工作，我只能婉谢，这是我的身份，必须保持。三，听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也很多，如果我们真要走上与国民党合作的路子，我主张只能以整个国民党为对象，决不参加他们派系的角逐，以避免无谓的纠纷。”他把自己的这个“三原则”概括为三句话：团体不失立场，个人不失身份，不参加国民党内的派系角逐。曾琦考虑了一下，表示自己完全同意这三点。(www.xing528.com)
当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左舜生在庐山和蒋介石第一次见面。他认为，蒋除了以前和共产党人交过手以外，与另一个党派的人见面，他也许是较早的一人。蒋小病初愈，和他谈话并不多，临别时，蒋似乎意犹未尽，恳切表示，希望保持通信。他回到上海后，曾琦问起他对蒋的印象，他说：“蒋先生病后精神已很好，他正以全神贯注在国家的大问题，无疑是当前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山居的生活简单朴素，待人很亲切，看不出有什么难于接近的架子。”
等到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当局把各党派领袖、各界社会名流都网罗到了“国民参政会”当中，曾琦、左舜生、李璜等青年党的头面人物都在其中，终于有了书生问政的机会。但是，国民党对待青年党之类的在野党派，大致上是拉拢上层人物，打压基层党员的活动，不让在野党派在地方上有政治发展的空间。李璜气愤地说：“国民党为什么可以在地方上活动，而青年党则不可，这岂不是只许国民党放火，不许青年党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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