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创刊八年，铁肩辣手主笔殉报

1918年10月5日，32岁的《申报》特派记者邵飘萍在北京独立创办《京报》，这是一份对开四版的日报，没有资本后盾，没有政治后台，更无外国势力撑腰，秉持的仅仅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这样一个理念。不到一年，发行量就从300份扩大到4000份，中间被查禁一年，复活后又从4000份迅速发展到6000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报。

飘萍在自办《京报》前，已有过七年新闻从业经历，做过主笔、记者、特派员，办过通讯社。他是采访的天才，也是新闻的全才，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张季鸾等都自叹不如。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热切地关怀社会，对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议员都进行了毫无顾忌的批评、嘲讽和鞭挞，他不喜欢用曲笔，他的针砭往往直截了当。《京报》办公室墙上挂着他手书的“铁肩辣手”四个字，代表了他的追求。他自述为什么要办《京报》：他在北京两年，目睹各大报几乎都被各种不同的势力操纵，“绝少背后无政治关系者”，《北京时报》有段祺瑞背景，《黄报》由张宗昌资助，《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他因此下决心办一家独立的民间报纸，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独立发言，独立报道，做民众的喉舌。

《京报》创刊八年，当他以身殉报，踏上天桥刑场时，俨然已是北方舆论重镇，深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读者喜爱，他本人正当40岁年华，处在新闻事业的巅峰。

我心中常常会产生一个问号，飘萍到底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说他生不逢时，他不幸而生在一个乱世，政局诡谲，军阀混战，有枪即王，新生的共和国徒有国会、总统、宪法，在枪杆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从辛亥年在杭州走上新闻报国路，15年间，他一次次遇险，下狱、流亡、封报、诽谤、恫吓……这一切对他都是家常便饭，最后为自己的《京报》付出了生命。说他生逢其时，他有幸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王纲解纽、天下未定于一，辛亥革命将皇帝从紫禁城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延续几千年的集权专制瞬间瓦解，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夹缝中喘息的机会，大学、报纸、书局这些晚清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进一步获得伸展翅膀的空间。从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和“三一八”，短短15年，他有幸遭逢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闻的大舞台，赤手空拳创办一家独立的民间报纸，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影响一个大时代。那是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邵飘萍他们还能在一个无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抉择，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发挥到极致。(www.xing528.com)

现在看来，飘萍办报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在报纸中倾注了太强烈的感情成分，有时候显得冷静和理性不足，或者说他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挨得太近了，包括他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那种密切关系。报纸毕竟是报纸，是公共媒介，报人本身可以有热烈的爱憎好恶，但是如何能尽最大可能地保持节制，保持客观性，少一些主观，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张季鸾曾写过一篇文章《无我与无私》，“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当然发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我’。但是要极力尽到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内。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他还说，无私是从无我推演出来的，要做到彻底的无私太难，所以最要紧的是努力做到动机无私。

飘萍有幸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当他殉难，北京一片风声鹤唳，家属和新闻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收尸、下葬。几个戏曲界的朋友挺身而出，昆曲名角韩世昌拿出大洋200元，拜托师傅侯瑞春替飘萍收尸，京剧名角马连良亲自出面，参与其事。现存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带着弹孔的面容，就是马连良亲手拍下的。一个小说家陈慎言写了30万字的《断送京华记》，在自办的《中华新报》连载，被张作霖下狱，一关就是三个月。当他殉难，北京新闻界的喉管被卡住了，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他的同学、朋友、同行包括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等人都发表了沉痛的悼文，社会各界、各团体谴责军阀杀人的宣言、电文、通告，都公开刊登在当时的《申报》、《商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即使在北京，当年《清华周刊》也刊登了纪念文章。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风貌，是《京报》赖以产生并存活多年的条件，尽管嗜血、杀戮、赤裸裸的暴力游戏走马灯般上演，但在民间社会，在这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地上，毕竟还有温情、有义气、有人味儿，这是军阀的枪弹夺不走的，是贪婪、狡诈的官僚政客们毁不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飘萍生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