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老板拒绝上台，帝国尽头迎接民国

1921年7月20日，上海《商报》登出一条花边新闻：

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自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所内著名的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分班叙谭（叙谈），宛如下属，实为我秃笔文人扬眉吐气。其薪金优遇，诚开我国文学家未有之奇局……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将来商务印书馆一定大书特书本馆特由北京礼聘超等名角来沪，即日登台了。

▲胡适

这则花边新闻题为《胡老板登台记》，道听途说，夸张八卦，极尽渲染之能事，只是有很多地方与事实不符。但胡适受到商务印书馆之热烈欢迎是真的，而且不是迎自门首，是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直接到车站迎来的。胡适把报纸剪下来，粘贴在日记本上，还加了一句话：“今天的《商报》有张丹斧和我开玩笑的一篇文章。”第二天，被他叫作“顽皮的玩世家”的《商报》编辑张丹斧来商务编译所造访，带了《胡老板登台记》的作者许文声，他特意引许到自己坐的地方，请其看看“那红木家具与那左图右史”。(www.xing528.com)

商务印书馆此时已是一家有二十几年历史的老资格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界居龙头地位，想请新文化运动的明星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这一年4月高梦旦曾到北京，多次当面向他表达这个意思，力劝他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并恳切地对他说：“我们那边缺少一双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胡适也不是完全没有动过心，但再三考虑，他还是放弃了。他在4月27日的日记中说：“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若干年后，高梦旦去世后，在他写的《高梦旦先生小传》中回忆这段往事：“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的谈话很诚恳，我很受感动。我对他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得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当时我答应他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二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自己配不配受高先生的托付。”

商务的前辈张元济、鲍咸昌、李拔可等人对他都十分诚恳，希望他留下来。高梦旦对他说，要对编译所进行“革命”，而不是“立宪”。商务当时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确实面临着挑战和转型。但胡适在日记中说：“革命也只革得一部分，毕竟还免不了立宪的改革。”他与编译所的许多编辑都有接触，包括杜亚泉、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李石岑、杨端六、胡愈之等。郑振铎对他说，他们几个新进来的人本想对于改良编辑所的事写一个意见书，后来知道绝无改良之望，所以不曾做。他劝郑写出来，供自己做参考。杨端六对他说，改良编译所不容易，因为须从全部的组织改良起，馆中最大的弊端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郑心南对编译所很不满意，对他说：“一个学者在商务编译所久了，不但没有长进，并且从此毁了。”在对各方面工作做了细致的了解之后，他说自己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适合做这件事，决定回北大去。不知郑心南的话是不是起了一点微妙的作用，他日记里评价郑“甚有思想”。

胡适这次在上海前后45天，中间还去过南京、安徽，最后，高梦旦问他意中有谁可以任这事，他推荐了早年在中国公学的英文老师王云五，并留下一份详细的改良计划书。临行时，商务送他1000元报酬，他只愿收下500元，还给高梦旦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