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们的故事

等到四川籍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赶到南京，已过了1912年的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主要职位都已分配完毕，老同志居正、田桐见他没有做官，感到很抱歉，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一点，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参事，你任选一个吧！”吴玉章回答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些吧。”居正他们随后还是给他送来了疆理局（类似于土地局）局长的委任状，他退回。又送来参事的委任状，他又退回了。就在这时，孙中山邀他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你来得好，现在正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来帮忙。”

吴玉章由此成为临时总统府的秘书之一，当时与他同在这里做秘书的包括李肇甫、熊成章（后来做了参议员）、萧友梅、任鸿隽、张季鸾、邓家彦、冯自由、谭熙鸿、杨杏佛、王云五、雷铁崖、柳亚子等人，几乎都是一时才俊，年轻，有朝气，有才华，满脑子的理想主义，不仅是孙中山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他们，而是带着露水气息的新生共和国吸引着他们，使他们在那个创造历史的时刻集中在一个机构工作，朝夕相处，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极为难忘的一段日子。当时，他们的食宿免费，每日三餐，每桌大概四碟四碗。每人每月军用券30元。任鸿隽回忆说，他拿了这30元，一无用处，大半都送给朋友了。^[1]

自学出身的王云五十七八岁就开始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教英文，因为在广东同乡欢迎孙中山的宴会上被推发言，由此受孙赏识，邀他去南京工作。1912年的1月中旬，他到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报到，孙中山亲自接见，并立即下手条，派他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面嘱他在接待处代孙接见一切来访的宾客。孙中山对他说，由于他能说英语，又擅长国语和广东话、上海话，做这个工作最适宜。并说，任何来访的人都先由他接见，认为无须亲谒孙的，便请他分别改向总统府其他有关单位或府外的有关部会寻求接洽。如认为需要孙亲自接见的，则把要晋谒的事由与地址记下来，待请示后安排接见的时间，再由他去信通知。他每天总要向孙中山汇报一次，或书面，或当面请示。不到半个月，教育总长蔡元培亲笔给他写信，邀请他去教育部工作，他带着蔡先生的信向孙中山请示，孙听看他的报告，随即说：“你多年从事教育，担任教育部的工作实最适宜；但你在总统府任职也很得力。我主张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上午接待处来访的人较多，你还是上半日留在这里，下半日往教育部办事；如此便两不相妨。”随后又加派一个秘书到接待处，上午协助他，下午则代替他。

据王云五说，临时总统府的秘书人员的任务不限于文书或机要工作，除了接待处以秘书主持外，收发处也是一位秘书主管，此人是他在中国公学的学生杨杏佛，当时只有19岁，却掌握了十分重要的收发处，除了标明特别机密的文件外，主持收发处的秘书都有权开拆，直接分送某单位或秘书办理。

张季鸾曾在《民立报》工作，因于右任保荐，出任秘书，执笔起草了孙中山的那篇就职宣言，不过他从不愿居为己功，他说：“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他一生骄傲的是，孙中山宣誓就职时他发了一个新闻电报给《民立报》，认为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发的专电。

办报出身的雷铁崖是临时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约往南京出任秘书的。临行时，他又代邀了柳亚子、杨杏佛等人一同前往。仅仅半个月，他就辞职去了西湖，并且赋诗一首：“一笑飘然去，霜风透骨寒。十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稷下竽方滥，邯郸梦已残。西湖山色好，莫让老僧看。”“南社”诗人柳亚子过不惯“这种紊乱的生活”，不足三天，就托病逃回上海，到《天铎报》当主笔去了。(www.xing528.com)

▲1912年4月孙中山离开南京前夕

不到三个月，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府解散，这批秘书随即星散。杨杏佛写下了“春好恰逢人怨别……锦瑟华年逝水过”的诗句。他们多数人无意北上继续从政，而愿意出国学一点有用的学术，为建设新生的民国服务。稽勋局奉命办理留学，杨杏佛、吴玉章、萧友梅、任鸿隽、谭熙鸿、李骏、刘鞠可、黄芸苏等都出国，各自选择专业深造。无论是留学的，还是留下来的，不少人后来都在各自领域有出色的表现。张季鸾成了民国时代最好的报人，王云五是最好的出版家，任鸿隽是最好的科学家之一，杨杏佛因为民权保障同盟而殉道……曾经风云际会，这批集中在临时大总统身边的年轻才俊，以后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一直从政的反而不多。

【注释】

[1]《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