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激动了千千万万的少年学子,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启一个新时代,内心最欣喜的就是这些在校读书的孩子们,他们或参加学生军,或直接投军,或参加“学团”、“青年团”,或天天注视着局势的变化,以文字记录每一天的心情。在那一代学生的背后,站着他们的老师,许多老师都是革命的支持者,甚至干脆就是当地革命党的头面人物,他们的立场和选择往往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青年党领袖之一的左舜生当时在长沙读小学,他最佩服的老师叫曹孟其,能写一手生动简峭的古文,偶然也作骈文,字也怪模怪样,是长沙名士叶德辉的弟子,思想却很新。他们班的同学,原来只有三五个人知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简单经历,至于孙文、黄兴是怎样一种人,“华兴会”曾在长沙发动过革命,他们一概不知。武昌起义前几个月,曹先生陆陆续续把中国革命活动的情况、革命领导人物的历史,对他说了很多,尤其是把有关黄兴、陈天华等人的许多事情说了又说。辛亥当年的时事,广州黄花岗一役的失败,杨笃生的蹈海而死,都是曹先生告诉他们的。革命后,曹出任都督谭延闿的机要秘书,参与省政。左舜生记得一次曹先生问他,革命好还是立宪好,他脱口而出:“立宪好。”因为那时他读了大量梁启超的文章,醉心于立宪。而先生的回答是:“革命好。”
四川的罗任一回忆,保路风潮发生后,就是老师教他们做“水电报”,将消息传递到各地:
那时我在模范小学读书,有同学在沱江边拾得木牌檄文回校给同学们传看。有一位蔡老师领头,教学生去拾檄文。学生年龄最大的十七八岁,小的也只有十一二岁,都去江边捡木牌,捡回后照制木牌,刨光,写字,加油漆,再放到江里让它顺流漂去,流传各地。捡一块即复制二三十块,做了二十来天。
湖州中学校长沈谱琴是同盟会会员,沈雁冰(茅盾)后来才明白,校长让他们上体操就类似于军事操练,“远足”也是“急行军”的锻炼。光复湖州,靠的就是湖州中学的学生军。那年他刚从湖州中学转入嘉兴中学,他事先就已听说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嘉兴光复之后,他发现,方校长果然成为当地军政分府领导人,多位老师都在军政府任职。
在叶圣陶、顾颉刚就读的苏州中学,拖了一条假辫子的校长袁希洛就是革命党。苏州光复后,叶圣陶日记多次提到这位校长。1911年11月5日,“袁先生自上海归,曾冒死到南京游说各会所,皆空无人。先生平日声色不露,乃由此次之作为,可敬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诞生,袁希洛谢绝了教育次长的提名,1912年1月9日,从南京回到苏州,和学生在校园里合影留念,大家都穿上西装。苏州中学的学生对革命的热情与这位校长不无关系。(www.xing528.com)
以后成为将军的少年蒋鼎文在浙江诸暨的翊忠学堂上学,校长吴仲怀举人出身,却很早就秘密参加了同盟会,他就是从校长的谈话中第一次听到“革命”、“孙逸仙”、“檀香山”等一连串以前未曾听过的新名词。蔡元培等都曾到这个学校做过教习,播下了新思想的种子。光复后他参加学生军,进入大通陆军学堂。
梅冷生回忆,温州光复,中小学生则“奔走相告,跃跃欲试”,中学堂教师陈守庸等更认为责无旁贷,出来维持局面的都是教育界的人。
陕西汉中西乡县高等小学堂教师王举之是西安高等学堂预科毕业生,当场对大众说:“凡欲成大事,必先有宗旨,而后乃可以取信于人,西安之义旗,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今西安虽然光复,而陕南清吏犹盘踞负隅,实为革命之障碍,故吾人今日之举在响应西安,光复汉南,救民水火,不是争权夺利。”
上海出现了“女子国民军”、“女子军事团”,参与者多为女学生,其中“女子军事团”中有不少天津女师的学生,这是袁世凯办的一所学校。沈亦云自述,她们都受到地理教师白雅雨的影响,“北方同学因在官立学校,一向不问时事,四年前对徐锡麟、秋瑾之案,未动于衷,此次倾向革命甚于南方之青年,或即日南归,或往来南北,携带禁品,不辞艰险。同学陈翠琬、于士嘉等由沪带炸药赴津,装置如送礼之糕点,我见到她们工作,还有李钟和亦在内……天津同学大都受白雅雨先生的影响”。白雅雨发动滦州起义失败,被捕斩首。“白先生生前有得意女弟子嘉定黄君守谨,曾欲聘为儿媳,黄家因事未允,至此黄君自愿许婚,料理白先生后事,奉养孀姑。”从南到北,都有推动革命的老师在起作用,大时代中意气风发的学生背后站着他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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