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统治自摄政王多尔衮始，自摄政王载沣终。载沣的爷爷是道光帝，父亲是第一代醇亲王奕
，哥哥是光绪帝，儿子是宣统帝，他生于帝王之家，一生的命运便注定了身不由己。他儿子溥杰曾听说这样的传言，醇亲王府之所以出了个皇帝（光绪帝），是因为醇亲王府在妙高峰的坟地有两棵大白果树。白果树下埋了醇亲王——“白”加上“王”，不就是一个“皇”字么？这些话传到慈禧太后的耳朵里，她就下令把两棵白果树锯掉了。结果民间的传闻更离谱了，说在锯树时，从树身中出来了很多的蛇，义和团就是那些蛇精所化的。这些传闻当然未必可靠，慈禧太后临终之前又选择醇亲王府的幼儿溥仪来接替皇位，这是年轻的载沣未曾想到过的。
在美国人眼中“浑身透露着高贵”的载沣，在载润看来，却是“生性懦弱，在政治上并无识见”，“怯懦怕事”，“优柔寡断，毫无政治手段”。他的亲弟弟载涛也说：
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在他儿子溥杰看来，“我父亲的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致和我的祖父相似”。
1883年出生的载沣8岁就承袭王爵，19岁就被任命为阅兵大臣，以专使身份到德国道歉，一旦要他来主持国政，应付危机四伏的大变局，他的性格、训练、阅历和才能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他的对手既有思想超前、富有政治能力、与他同龄的宋教仁这样的一代新人，又有比他年长一代、老谋深算、历经宦海风波的枭雄袁世凯等人，都不是他应付得了的。
他所信得过的两个亲弟弟载涛、载洵，让他们一个任军咨府大臣，主持陆军，一个任海军大臣，统领海军。而当武昌起义发生，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提出起用袁世凯，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附和，且说东交民巷盛传“非袁莫属”，载泽等最初反对，因大势如此而不再坚持，他也只有答应。载涛回忆，“载沣本不愿意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没有主见，容易为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这就是载沣的性格。他对权力没有特别的追求，这权力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他并没有太在意。所以，当他被迫从摄政王的位置上下来，也没有特别失落。溥杰回忆，母亲对他说过，他父亲载沣从宫里回到家来，神情不变地对她说：“从此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气得她大哭了一场，告诫儿子长大了不能像阿玛那样没有志气。
溥仪幼时见到父亲，见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后来才明白，“他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并且“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天津《大公报》有文章称他的性格“木楼座钟”。有遗老告诉溥仪说，他“与王公大臣常相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www.xing528.com)
载沣爱藏书，自号“书癖”，家中悬挂着他手书的对联：“有书自富贵，无事小神仙”。他最喜欢白居易的这首诗，曾写在团扇上：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载沣日记
载沣并不是一个守旧的人，他曾出使欧洲，亲眼看到了西方文明带来的繁荣和秩序。他是最早穿西装的亲贵之一，对电话、汽车这些新鲜玩意儿都不拒绝。他也爱看戏，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人的戏都是他喜欢的。黄兴北上时，已在权力舞台上谢幕的王公亲贵在那桐家的花园招待孙、黄，曾拿出留声机助兴，唱片中就是谭鑫培的曲子。溥仪看过他父亲用满文写的日记：
没有找到什么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外事项的，每逢立夏，他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留分发”，此外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每逢朔望以及其他日子，都有关于天象的详细观察的记载和报上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科学的热烈爱好。
载沣的天文学爱好让我想起日本天皇裕仁的生物学爱好。他们都不幸而生在皇族，不能按自己的才智和爱好来选择人生道路，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载沣日记里不时出现哈雷彗星、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记载，都是他自己观测的。他家里有地球仪、天文望远镜。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那些天象都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只是他没有意识到王朝的解体。很多年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是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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