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顾准曾说，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然而，“史官”二字的重心还是在于一个“官”字，“史”在这里是服从于“官”，也服务于“官”的。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都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被看做是“野史”。说白了，所谓“正史”常常从属于帝王权杖之下，最初的用意只是给帝王“资治”的镜子。换句话说，“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史官文化”毫无正面意义，司马迁以忍辱之身秉笔直书他栖身的当朝事，以文治武功睥睨一世的汉武帝对他的记录、评判也抱有或多或少的敬畏。还有更早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史官文化产物的正史，因为这些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一代代的努力而获得了一点尊严。
进入近代，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史官文化开始消亡，史官的功能实际上被新闻记者代替了，有些记者主观上并无这样的自觉，客观上却以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有些报人则本身就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报业巨子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他声言要把《申报》办成供后人借鉴的“史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新闻记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而且要兼具才、学、识，记者也应该如此。
今天看来，包括《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在内，未尝不是一部部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的中国近代史。在摆脱了帝王一家一姓的统治之后，关注时代思潮、国计民生、社会世态的新闻记者，也已经超越昔日史官只能为皇家做起居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宿命，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所及不再是狭隘的朝廷，而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侧面。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史，记者们留下的记录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个真实的侧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历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接近本来面目的历史画卷。
可以说，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他的目光所及都将成为历史，他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今天，而且昭示后世。记者的责任因此而显得沉重，无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笼罩着一层光环。我对中国近代史关注得比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这些年渐渐转移到老报纸、老刊物以及报人、记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到历史的真相。比如一张新闻照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时有些新军士兵就已剪了辫子。
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在民国最初几年发表了许多生动的通讯和犀利的评论，其立场相对中立、客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复杂的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部80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从1912年到1948年，跨越了整个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过渡时代，从简短的电讯、时评到翔实的通讯，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风云、笔底的波澜，凝铸为“一个人的民国史”。(www.xing528.com)
澳大利亚国籍的莫理循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身份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目击时代的风云变幻，亲睹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时的曲折和艰辛，以异域文明的视角，以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写下的那些电讯、特稿、采访，无疑都有着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比如，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那次西北之行，就见证了——即使是西北广袤贫瘠的大地上也开始萌动着新文明的嫩芽，新式教育、企业、警察、邮局、教堂等都已出现，只是清朝主动变革的步伐太迟缓了，才会被革命的浪潮所吞没。
如果说，随着帝国的终结，“史官”时代一去不返了。记者记录历史的功能也因种种原因（包括缺乏新闻独立等）而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很可能是一个“史民”记录历史的时代。2013年8月我在“一席”演讲《寻找真相就是寻找未来》，临时想到了“史民”这个词。与史官不同，毫无疑问，“史民”具有更强的个体性、独立性、民间性，他们可以不依附权势集团，也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完全凭个人之良知、专业之训练，以求真相为唯一目标，秉持客观、独立之原则，探寻历史之真相，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与史官不同，史民没有多少可以凭借的资源，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条件，单枪匹马，诚然无法建构卷帙浩繁、面面俱到的大历史叙事，却可以从个体的视角出发，坚持以独立的立场挖掘史料，揭示被遮蔽的史事，重述被颠倒的史实，或者记录自身所历、所闻、所见、所思，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史料。也许，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证历史的新时代就此起步，随风入夜，悄无声息。
201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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