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的行业和行道以外，社会上还另有一种人，对红白各事常年奔走。专给有钱人家充当红白事儿总理。这些人对于婚丧大事，尤其对出大殡经验丰富，对于应办各事、应用各物，无不内行，任何局面之下，均能视事主的经济能力和门第声望，斟酌妥当，布置井然，能令事主满意。他们之中，有的本身就是财主，因好玩、好胜、好交，对于婚丧大事经多识广，对于有关行业、行道尤多熟悉，遇到至亲近友有事，辄一展身手，意在过瘾，只需礼貌优渥，却不受酬。这种人以宫北长源号的杨品侯及袜子胡同的刘道平，最有名气。前者是“八大家”之一杨家少东，后者是养房产的资本家，天津红十字分会会长。
另一种是专走动店眼儿（盐商）、宅门儿的，长于巴结财主，如王虎臣（别号“王四秃子”）玉源白货铺经理魏子文（别号“魏小辫”），经常都是专管这种行业的。他们见过大世面，联系广，窍门多，经手布置红白大事，花一样的钱却比别人办得漂亮，以故事主见喜，他们也借此大得油水。
有一位专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襄办大事的庄子良。庄系小学教师，遇有同行同业人员身临父母之丧，无力举办大事，又好面子，都请庄先生为之办理，确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井井有条。但庄先生从不受酬，落个吃喝如愿已足，属于好玩、好胜的一流。(www.xing528.com)
此外还有一种名为“闻丧吊”的人物，也是旧社会围绕红白事而派生的。这种人终日无所事事，只打听哪里有出大殡的，即衣冠往吊，事主本以客多为荣，即所谓“有钱难买灵前吊”照样延接款待，宴以酒席。这种事古已有之，宋诗：“人乞祭余骄妾妇”，所讽即“闻丧吊”者流。天津“闻丧吊”中有一个特殊人物，此人名刘道原，原籍海下葛沽人，后住河东粮店后街吉家胡同，先是诚发粮行同事，因他有相当文化，写一笔八分字，虽不高明，尚称规范，失业后以卖字为生。每届旧历年前，他用大红喜联纸书写许多大小福字，向繁盛街道的商家“献福”，商号哪有不迷信的，都要付以代价。“福”字代价高低，皆以买卖格局论定，由制钱几百文至大洋三五元不等，一到年终他总要有很大一笔收入。嗣于庚子前后又演出“闻丧吊”的举动，他的举动与一般的不同，都要送自撰自书挽联一副，视事主的财势声望区分挽联的高次，有的用宣纸，有的用绢地锦边，装以锦盒。凡有出大殡的，不论城里城外，河东水西，刘道原必到。每到事主家必亲至灵前悬挂挽联，然后跪拜如仪，主人早知他因何而来，遂请能言知宾出头了事，交涉酬谢多少，少者十元上下，多者几十元甚至百元，成为出大殡的一个插曲。按他这种行为似乎近于无赖，但也有可风之处，每当在殡家索得酬谢后，对贫苦市民及儿童、乞丐，都有一番飞撒，且对生活困苦的街坊邻居也多有接济。
刘道原在清末时还出过一次活殡，用一切出殡的仪仗大座，和尚、道士排列成行，只是没有棺材，最后他自己坐在一乘大轿内，巡行街巷。市民观者如堵，传为社会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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