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木行：成为新四大家之一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与李集五、宋振纲三人从同裕木行出号。我们三人将在同裕木行分得的人力股红利（以木材折价，分得木材）木材作为资金，约计折合一万元资金，成立了新华木行，李集五为总经理，我为经理，宋振纲为副理，开始地址在河西区浦口道（今煤建礼堂），办公室在蚌埠道12号，后来迁到镇江道1号（今公安礼堂）。

新华木行开业时，正值天津木商业处于货无来源的时刻。我们几个经副理首先抓紧打听木材地的情况设法联系。东北方面由于中断多年，产地人事变化很大，没有联系上。福建方面与福州仁成栈取得联系。从仁成栈的来信得知：福州搞木材的商人渴望天津木材客人到福州采购。当时福州的木材，价格很便宜，只是轮船运费高，装一船木材的运费，需这批木材买价的五倍，各厂号都无力独自包船装运，也很少有愿合伙搭配装运。福州仁成栈负责人想出办法，他与上海一家轮船行联系，请这家轮船行将船放到福州，装木材去天津，轮船行当大股东，把木材价和轮船运费价作为成本，到天津将货卖出赚了钱，轮船行既能分红，还照常收取运费，货到天津由新华木行负责经销，无需轮船行操劳。这家轮船行同意这样的合作条件，不多日，四五千吨位的轮船装满木材运来天津，船行萧经理、仁成栈陈经理二人一同到津，与新华木行经副理共同商议销售办法。恰好这时负责建设天津六个纺厂及一个机械厂的建筑委员会成立，建筑厂房设计全是木结构，需要大量木材，该委员会负责建筑的负责人，见到新华木行从福州购进的木材适合做建筑材料，不断来新华木行了解木材的进货和价格等情况，他们认为新华木行能担任供应木料的任务，就将全面设计所需的建筑用料品种、用量向新华木行说明。除需要福州木材外，还需要美国松及东北红松。新华木行用包下来的办法与该委员会订立了合同，成交了这笔生意。该委员会以分期付款的办法，将福州运来的一船木材全部买下，新华木行又利用这笔数额较大的款项，汇到福州，购进很多的木材。开始福州木材价格便宜，又很好买，其后天津各木行家再到福州采购，价格高涨起来，新华木行在福州买的木材，不动地方就赚了大钱，一跃而发达起来。

随即新华木行又与天津耀华玻璃公司订立了福州杉板购货合同，数量也很大，由福州直接运往秦皇岛耀华玻璃厂交货。从此新华木行在津京二地各大机关和大企业单位中有了声望，北京的电业局、电信总局、铁路局及天津铁路局、电信局、电业局、港务局、东北运输总局驻津办事处等各大用料单位，都向新华木行洽购木材，新华木行的业务不求自来，用料单位需要木材都主动来函通知，新华木行的声誉日隆，英商怡和洋行的美国松来货，也归新华经销（以前是久恒木行代理）。新华还通过怡和洋行作保证，与开滦矿务局订立交窑柱合同，数量很大。合同约定开滦不给定金，由怡和洋行给新华在汇丰银行贷款，利息很低。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刚刚改法币为金圆券，金圆券暂时比较稳定，新华木行得到汇丰银行一大笔低息贷款（贷款数额已记不清），立即汇到福州，福州木材价折合成金圆券非常便宜，买下了很多木材。不久金圆券一再贬值，木材价屡屡高涨，新华木行买的木材，不动地方又赚了大钱。当时新华木行存货之多，天津木商业中任何家也不能与之相比，此时是新华木行最盛时期。

当时发展突出的还有大来木行，总经理阮渭泾，经理王伟生（解放后任木行业公会主委），地址在中国大戏院旁，恒裕木行，经理王甲先，地址在上海道墙子河河沿（今煤建公司后边），祥森木行，经理张云桥，地址在河北金钢桥旁河沿，这三家加上新华木行在当时木行业中被称之为四大家。(www.xing528.com)

解放前夕，新华木行遭受国民党军的抢夺，国民党军在天津修城防需用木材，初期找木商业公会摊派征购，但不给钱。新华木行存货多，摊派的比别家多，因此新华木行损失极大。

当时我曾向抢拉木材的国民党军交涉和阻拦，他们架起机枪，扬言如不让拉就开枪。在这种情况下，新华木行的同仁们只可想办法将经怡和洋行进口的美国松，连同旧存的共三十万尺左右，埋在地下搭防空壕，还将一部分福州木材埋藏起来，实在藏不过来，就任其抢拉。直到解放军进了天津，才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