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策划起义失败，揭露国民党军队惨败

随着战争形势不断变化，在空军人员的思想领域也有变化。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各战场节节败退，一切腐败无能的现象暴露无遗，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重点防御。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解放了大片土地。国民党当局虽封锁消息，大肆欺骗宣传，但瞒不过空军人员，因为他们在空中亲眼见到国民党军队的惨败。空军的空、地勤人员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怀疑和不满。有的飞行员与商人联合起来进行空中走私，想捞一笔钱，为自己准备退路，大部分人员对前途如何有了独立的思考。

缘自1945年胜利后，我随机由梁山移防武汉王家墩，经同期同学朱九嶷（参加解放军后改名袁钊）介绍认识了住汉口的盛中衍，他也是胜利后由重庆返回老家的。我们去过他家，他父亲开过面粉厂，他借给我不少苏联小说如《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1946年3月我随三中队驻北平时，他来信告诉我，他已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借读，并在附近租了间房子。于是我们经常会面，开始谈论一些国内形势，他借给我一些政治书籍《新民主主义论》等，使我对共产党逐渐有些认识。这时我曾自问，为国家民族独立富强投笔从戎，打败日本后，我为什么参加自相残杀的内战呢？短短一年中，全部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为什么如此惨败，原因何在，出路在哪里？犹豫，徘徊，对前途应如何抉择，找不到答案。我这时经常找盛中衍（以后知道他是地下工作者）谈这些问题，他针对我的思想讲了国民党必然失败的原因，指出我应选择的道路，并介绍我看了些解放区的书籍，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奔向革命就是归宿。于是我请他向党组织提出我要驾机起义。

经过地下党的研究，盛中衍同志通知我，同意我驾机起义，并告诉我可以在易县、涞水、保定三角地区降落。接到通知后我非常兴奋，立即进行起义准备。我考虑我虽学过飞行，但飞的都是教练机，没有飞过B-25、P-51，因此不能用这些飞机起义。当时第一大队只有一架轻型L-5飞机，我决定驾它起义，于是准备航图，勘探机场位置，了解警卫活动规律，一切都有把握的可能，并决定起义时间。不料，在起义的前几天，第二分队长朱秋贤驾L-5飞机去郑州，误把安阳当作郑州，降落后被解放军俘虏，教育半年才放回，我唯一能驾驶的L-5丢掉了，起义的计划落空。我想徒步去解放区，再去北大找盛中衍同志商量时，他已转移。我陷入徬徨处境，一筹莫展。(www.xing528.com)

1948年形势有了根本变化，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空军内部形成混乱，飞行与地面事故连续发生。一架B-25带挂炸弹向跑道滑行时，炸弹脱落而爆炸，机组六人全部丧生，附近一架飞机也受重伤。1948年12月一天夜10时，机场站仓库的炸弹发生大爆炸，火光冲天，爆炸声震动整个北平市，人民群众以为解放军快进城了，相互暗自庆贺。谁料却是空军中最大事故，但其全面崩溃的迹象，已是有目共睹的了。

国民党当局已预料东北、华北即将不守，当辽沈战役开始之际，空军即分批由南苑机场向武汉各地撤退。我是1948年12月12日晨乘最后第二架飞机撤走的，这时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占领了距南苑机场15公里的马驹桥，机场处于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内。由于形势混乱，空军内部的控制自然也就薄弱，当撤至武汉王家墩机场时，恰好有一位飞行员因家属留在北平，有驾机回北平的想法，我认为这是起义的机会，遂和他商量，他表示同意，并嘱我联系地勤人员，准备好飞机。于是我又联系一位机工员，他同意用他的飞机起义。当作最后决定时，这位飞行员借口武汉起义不利，推迟到上海时再决定。不久我们撤退到上海，这位飞行员得知他的家属已被运往台湾，起义之事只得作罢，我第二次策划起义又失败了。上海只有七八架蚊式飞机，主要任务是阻止解放军渡江。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前夕，我随空军第一大队撤退到台湾台中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