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末,我在第四期侦炸班毕业。我同二十几位同学分配到空军第十二大队,驻四川邛崃机场,装备的是苏制双发动机С-БШ式轻轰炸机。我们未去以前,只有少数领航轰炸人员,驾驶员都是空军军士学校第一期毕业生,该大队所属45、46、47三个中队,未参加过战斗。1943年飞行驾驶训练,苏联派来顾问,把一架С-Ⅲ式飞机改为前后双座舱教练机,由苏联顾问逐个带飞。很快全体军士、分队长、领航员都能单飞这种飞机。
练习高空飞行,又要受冷热变的锻炼。多半是夏天进行高空飞行训练,离地后每升高一千米气温要差6°C,升到一万米与地面温度相差60°C。即使地面30°C多,一万米高空则要到零下近30°C。在夏天飞行在地面要穿三层飞行衣(一层厚绒,一层大厚羊皮,外面一层华达呢,大皮毛飞行鞋。起飞后温度逐步下降,当升至万米时,人冻得直发抖。这种飞机由三人组成一组,最前面玻璃舱是领航轰炸员,中间是驾驶员,后面是射击通讯士。前后舱都装有史卡斯机关枪,每分钟可发射1800发,因速度快,有时容易卡壳。
第十二大队驾驶员都是空军军士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他们入校条件与空军军官学校无甚差异,入学后才了解军官、军士区别很大(按当时空军也效法西方空军编制,训练航空兵、航空军士、空军军官)。就有组织地多次向航委会请求也按军官待遇,未予解决,形成思想混乱,军心不稳,一直未参加战斗。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改为军官待遇。(www.xing528.com)
全大队共有四十几位领航员、轰炸员。原来的中队长都是航校三、四期毕业生,大家关系较好,后来换了五、六期的毕业生,关系就不同了。首先是第46中队长赵珊,在大队部聊天时竟说:“这批轰炸员若不是政府照顾他们,早成了流亡学生了。”当时的空军当局对领航、轰炸人员也不很重视,认为这些人曾是飞行驾驶淘汰下来的,所以作战部队长均由驾驶员升任。后来为缓和矛盾,在大队、中队增设了领航长、轰炸长,但也是有职无权。赵珊的这种说法就爆发一次风潮。由我和赵毓珍、朱启利为首通知各队领航员、轰炸员决定全体罢飞。第二天点名时,我们四十多人无一人到点。驻在温江机场的第一、二大队轰炸、领航员也声援我们。风潮持续一周多以后,大队长等领导以软硬兼施手段企图平息这场风潮,当副大队长讲话威胁我们时,我站起来说:“我就看不起分队长,但是有的九期毕业的分队长,比我们毕业早不了几天,可是他能驾驶С·Б-Ш式,而老资格六期分队长,过去当过我们的教官,可就是不会飞,要是唱起二黄来摇头摆脑很有滋味,可就是不会开С·Б-Ш,有何用呢?”副大队长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沉了一会他轻声说:“新出牛犊不怕虎。”叫我坐下。最后由大队长出面和解,要双方当着他的面互相道歉。首先赵珊向我们道歉,接着赵毓珍、朱启利相继作了简短道歉。轮到我时,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命令我只好道歉。但若问我,本心无愧,我没有错,无歉可道。”赵珊接话:“文庆,你这就不对了。”被大队长用话岔开,就这样才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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