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侦炸班历史回顾

1940年1月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空军军官学校特务团为见习排长，驻昆明巫家坝机场附近的空军仓库和修理厂担任警卫工作。一架美制霍克75飞机在练习飞行时失事，驾驶员跳伞未拉开摔在我排驻地附近，我立即派警卫救护和看守飞机。这种飞机是单翼战斗机，据说这是一批购自美国的旧飞机，经手人贪图回扣伙同美国人欺骗我们，涂上新油漆卖给中国的。驾驶员调整无线电时要侧身下弯极大角度才能够着电钮，无意中把驾驶杆向右拉，飞机向上爬到一定高度而失速，造成水平螺旋，以致操纵系统失灵，驾驶员只得弃机跳伞，飞机一直撞地而焚毁。几次事故都是这样发生的。

敌机每批一二十架常来昆明轰炸巫家坝机场，有轰炸机也有战斗机掩护。我方专门组成十人机担任警戒，都是航校九、十期高级班同学。1940年秋，机场发出空袭警报，周起多（是我南开同学）驾机起飞迎战，这时紧急警报亦发出，飞机刚离地面，发动机冒黑烟运转不灵，他立即转弯想着陆，飞机失速掉在机场内，机身未起火，摔得不太重，负责指挥的教育长张有谷看得很清楚，立即命令医官去抢救。这时约一二十分钟敌机即将到达上空，这医官不敢去，教育长说：“不去枪毙你！”当他去后回来说：“人死了。”警报解除后，我们关心的几位同学跑去观察，实际是流血过多一时休克，如抢救及时是能救活的，周起多牺牲时年仅22岁。

1940年冬，我在南开的同班同学严雷，考虑我国防空设备薄弱，设想在敌机必经之路上空周围，布置大批带有小保险伞的小炸弹，装上空炸和碰炸两种引信（即高射炮弹的引信），当敌机碰上时即在空中自行爆炸。学校很支持他，给了一间房子、车辆研究试验。他曾邀请我一起研制，但终因缺少懂得机械军械的技术人员帮助，在一次试飞时，引信出了问题，突然爆炸，机毁人亡，严雷时年方21岁，校方为纪念他，把这间研究的房子改为“严雷室”。

敌机不断空袭，机场有高射炮火和飞机迎战损失不大，但附近居民死伤严重，有的全家被炸死。我到航校特务团不久，就连续与韦宪文同学要求去前方抗日，向团长方耀（黄埔六期生）申述我们的愿望。一次团长和我说：“小老弟，你太年轻，你知道前方多苦啊！何况还有生命危险。”我说：“为了抗日救亡，我什么苦也不怕。”他见我去意坚决，才批准我长假。我和韦宪文经南开、航校的同学韩惠林介绍给其姑父万福麟（当时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把我们函荐其所属第五十三军任职。我二人自重庆乘船经万县、沙市、宜昌，再步行三百余里，又改乘小轮船到达津市第五十三军军部，军长周福成接待并面试了我二人，随分配在军辎重营，我在第三连当中尉排长，他在营部任中尉副官。

为补充辎重营兵员，我曾随同前往湖南汉寿接收新兵。我亲眼看到县兵役科买卖壮丁贪污腐化情景，我与这些新兵谈话时，发现竟有半数以上不是湖南人，更不是汉寿县人，而且公开谈论卖了多少钱来顶替的，又是怎样花天酒地吃喝把钱花掉的等情况。我非常气愤，直接找到县兵役科长，把他训斥了一顿，他以为我想要些好处而发脾气。向连长汇报后，他也认为我不会办事，以后也不让我去领新兵了。第五十三军虽地处前线，却一次大的战斗也没有。只有一个团由毛团长率领渡江在江北进行过迂回运动战，主动出击，给敌人不小的打击，其余很少战斗。

1941年秋末，我和韦宪文接到航空委员会致第五十三军快邮代电公函，要我俩返回空校侦炸班。我俩即办离职手续经长沙到湖南衡阳机场检查身体，发给合格证和路费，经桂林、郴州、贵阳、重庆到成都凤凰山机场侦炸班报到。(www.xing528.com)

空军军官学院侦炸班是随着作战飞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飞机不再是单座单人驾驶，轰炸机上需要大批领航员、轰炸员；侦察机上需要侦察员。学员都必须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我是侦炸班第四期学员，这个班共有四十余人。据了解以苏联顾问为主的在新疆伊宁也招收同样学员，先称航炸班，后来也改称侦炸班。

侦炸班主任王祖文，他是1933年与孙桐岗在意大利学航空后，同驾一架飞机回国的。他在各大城市宣传航空事业，曾到过天津，在南开中学操场讲演，并作了飞行表演。侦炸班学习的科目：航行学、轰炸学、射击学、无线电通讯、防空、空中照像等，使用的飞机多数是美制的道格拉斯、可赛等型号，还有高级班使用的教练机十余架，另有意大利制的斯汀生单翼航行机。空中科目：主要是定点航行、小三角定点航行、练习使用轰炸瞄准器K·P·T·。那时要用两腿夹着瞄准器来保持水平位置，空中暗箱通过，看你使用瞄准器，保持飞机正好通过目标上空。射击是先打空中飞机带的拖靶，后打地面靶较难，飞机要从目标的侧面超低空飞过，很难打中靶。毕业那天举行表演时，让我打地面靶和空中投弹（弹内装的是石灰），清楚见到弹着点，都很合格。

抗战初期我国空军因与日军空军作战损失很多，1938年武汉保卫战时，能作战的飞机就更少了。当时英美态度暧昧，一面希望我国抗战，一面又讨好日本。国民党政府派王叔铭去苏联洽谈而取得极大援助，支援第一线作战飞机三百架，并保持三百架。每架飞机要跟随十几倍的器材和零件，只靠汽车来运输，这就需要在漫长的公路上建立汽油站储备汽油，困难度相当大。在武汉空战中苏联空军大队长血洒长空，是值得纪念的壮举。

当时中国空军第一、二大队驻四川温江机场，配备了С-БШ式双发动机轻型轰炸机，后来空军第十二大队也装备了这种飞机，号称“喀秋莎”。空军第三、四大队驻成都双流机场，完全装备了苏制E15双翼和E16单翼战斗机，空军第十一大队也装备了E15战斗机，空军第八大队在兰州装备了四个发动机的D·Б·重型轰炸机，伊宁的空军教导总队和成都轰炸总队的绝大多数飞机也是苏联供给的。我们侦炸班所学的轰炸学、航行学以及所用的计算器，也都是从苏联间接学来的。

这批飞机到抗战中期，由于空军系统指挥不当，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些飞机因躲敌机空袭警报，在康藏丛山中碰山而损失，另外维修保养很差，空勤人员生活困难也降低保养修配的质量，加之这批飞机即是同一型号也不能互换零件，配不上零件飞机只好搁置，在教练中也发生过机毁人亡的事故，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一个大队能起飞的不过半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