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全国的青年学生爱国游行运动

我1920年出生于天津市。父亲高少洲，幼年丧父，随母寄居舅家，在新学书院毕业后，在兴隆洋行当职员，因深得德国经理吉勃里的信任，逐步升为“大写”。1923年吉勃里将其经营的兴隆洋行以三万两白银兑给我父亲经营，同时又得我舅爷王兰生和盐业银行投资资助，得以充任兴隆洋行经理。其后，经过五六年的惨淡经营，资产扩大数十倍而达百万元，并建有七层大楼的仓库。当时天津商业界著名人物朱继圣曾在《大公报》发表《论述天津国际贸易》一文，谈到：“中国人办的国际贸易商行能与外国商人抗衡者，唯有兴隆洋行。”我父亲自幼养成的勤俭节约的习性，虽成了百万富翁，但生活从不奢侈腐化。他有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一批东北流亡学生来津，我父亲叫洋行打开几个仓库让学生、难民住宿，由我两个哥哥负责招待。洋行虽地处英租界但这样做也担着极大的风险。

我小学毕业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抗日救亡的浪潮风起云涌。特别是学校老师为我们讲述日军在东北屠杀中国人民的惨状，给我印象极深，非常痛恨日本帝国主义。

1933年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在北站新建的体育场，举办华北运动会。我在南开中学一年级，除参加运动会各项比赛外，还参加了由严仁颖组织的啦啦队，二百余男女同学，分别穿着白色、黑色运动服及学生装旗袍，在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组成：“勿忘东北”、“勿忘九一八”等字样，唤起青年爱国意识，也是当时的创举。主席台上的日本领事提出抗议，并愤愤离去。

此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扶植汉奸殷汝耕组成冀东自治政府，成立受日本控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危急国难当头的时刻，1935年12月9日终于爆发了震惊全国的青年学生爱国游行运动。我当时已在南开中学高中一年级，随同学校和我大哥参加这一斗争。游行队伍到达金钢桥时，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学生被阻于桥头，保安队一排排士兵上了刺刀对准我们。在僵持之际，我骑自行车从空隙间冲了过去，刚到保安队警戒线，被士兵用枪托推倒，学生们一拥而上，救下了我，同时队伍也冲过桥头。各路学生终于会师，随即在官银号召开了市民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反对成立冀察政委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市民们也加入了学生游行队伍。途经东南城角，对面就是日租界，群情激愤，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给侵略者以警告后，我们才各自返校。(www.xing528.com)

敌人不断向华北增兵，在海光寺日本兵营修筑工事。当时在海河经常发现浮尸，据说是日军雇用工人修筑工事后，杀害工人秘密投入海河。此外，日军经常以南开中学为攻击目标进行演习，出动坦克车横冲直撞，殴打行人，甚至到南开女中厕所小便，进行挑畔。我们青年学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南开召集各校代表开会，决定乘车南下，要求政府抗日。我同五百余同学一道步行至西站，在铁路上卧轨，拦截火车去南京。火车闻讯不敢开进西站，我们又徒步奔杨柳青截车，依然没有车辆开来。当时各学校当局慌了神，通知各学生家长及学校员工，带着吃食乘十几辆卡车，劝解学生回校。

不久，学生联合会又组织一百零几位同学秘密南下，化整为零分成十个小队，每小队又分几个小组，每组三五人到南京集合请愿。我在的小组四个人乘火车南下，也有的乘轮船由上海到南京的。我们在一家旅馆集合后，本准备趁蒋介石谒中山陵时拦阻请愿，这时有几位部长是南开校友，闻讯后同来旅社诚恳劝阻，并答应把我们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学生会负责人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扩大影响，天津《大公报》曾以头版头条报导了当时的情景。这样，我们南中请愿学生于年底返津，另有女中学生韩亮（韩复榘的侄女）等四人乘的是专车返津。在南京我见到南开校友，他们考入了航空学校七、八期。我也下决心投笔从戎，实现抗日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