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后的发展及结束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原在中外出版社工作的万舒扬（改名何家栋），1947年该社被查封后去了解放区，天津解放时随大军进城，第二天就跑来找我。相别年余，互叙离情，格外兴奋。他得知知识书店始终未遭到敌人的破坏，鼓励我继续办下去，并自告奋勇地为我们编了几本政治修养小册子，有《反对主观主义》、《论思想改造》等，由知识书店出版，这是后话了。

李克简同志分配在军管会文教部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书店的直接领导者。我向他提出，现在新华书店已经进城，知识书店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我还是另行分配工作吧！他表示，领导上有所考虑，稍安勿躁。解放前知识书店与唐山益智书店（也与党的地下组织有关系）有业务往来，因唐山是1948年12月12日解放的，早于天津一个月，该书店经理逄复生（现名张峰）在天津刚一解放就主动发来若干麻袋的冀东新华书店出版的革命书籍，因而知识书店每天门庭若市。在2月里某天，克简同志陪同文教部的曹裕民同志到书店视察，领导上亲眼得见这样一个地处僻街店堂狭小的书店，读者却十分拥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天之后，克简同志通知我：经黄松龄部长决定，由于知识书店在解放前有群众基础，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可作为新华书店的辅助力量，继续保留，扩大经营。

基于上述决定，军管会文教部拨给罗斯福路256号（今和平路204号）楼房一所；同时决定书店建立编辑部，从事编辑出版工作。1949年4月1日，知识书店迁新址营业。

知识书店的出版工作，初期主要是出版《新儿童》半月刊及有关革命思想教育的小册子；为解决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暂时匮乏，还编印了活叶文选若干种。后来编辑工作逐渐步入正轨，陆续出版了一些政治、社会科学、文学著作及少年儿童读物，并承担市委宣传部编发的学习材料的出版发行业务。在天津解放之初，知识书店通过建立出版机构，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锻炼了一支出版工作队伍，形成一个出版阵地，为后来天津出版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同年4月初，我奉军管会文教部指示，与原《益世报》留守的负责人吴克斋、聂国屏接触，以一定价款购买该报社的机器设备。经过反复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益世报》的全部印刷设备，连同厂房，由知识书店作价接兑（记得大概是旧人民币六千多万元）；原《益世报》的工人八十余人，全部由知识书店包下来，安排工作；编辑、管理人员由报社负责资遣。4月25日，双方在协议上签字生效。《益世报》社坐落在罗斯福路259—261号（今和平路187—191号），有数十间房屋和较宽敞的门面，经请示克简同志决定：将此处作为知识书店总店，并设立门市部；将罗斯福路256号改为支店；接兑的厂房及设备，组建为知识印刷厂。总店门市部及印刷厂于同年7月开业。知识书店在解放前，工作人员最多时不过五六人，解放后的半年时间里，达到一百二十余人（包括印刷厂），足以说明事业发展之迅猛。经上级决定：我任经理，李辛人任副经理。

知识书店后来的演变：1950年5月1日，根据军管会文教部的指示，读者书店（解放前地下党领导的另一家进步书店）与知识书店合并，仍以知识书店命名。1952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知识书店的图书发行部门并入新华书店；同年9月，知识书店的出版部门另组建天津通俗出版社（1956年3月又改组为天津人民出版社）。至此，知识书店宣告结束。在此之前，我已于1951年1月调离知识书店，到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工作。(www.xing528.com)

解放前天津连环画市场的演变

大约在1930年左右，连环画以租赁的形式开始出现在天津的市面上。最初的连环画不外为公案、武侠及时装一类，如《彭公案》、《七剑十三侠》、《陈查礼探案》等。这些书的出版发行大多为上海的私营书局，如协成书局、志成书局、广记书局、文华书局等等，当时天津只有天祥市场一家经营连环画。随着租书业的发展，连环画的市场逐渐扩大，天津侯家后归贾胡同的小商贩批发市场上，也出现了批发零售连环画的店铺，经营者大多为上海人，少数北方人只搞代销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连环画的内容除古代的才子佳人和神话故事题材外，还出现了一些历史上爱国将领反对外族侵略的故事，如《精忠岳传》、《海国英雄郑成功》、《文天祥》等，同时也少量出版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连环画，如《上海即景》等。日本投降后，又出现了《罗斯福》、《武松》一类的连环画。至1949年解放初期，市面上多以电影连环画为主，同时也有部分外国文艺名作的连环画。这些连环画多以租赁的方式出现在市场上，受到读者欢迎。

王克明

【注释】

[1]“文联”成立后，旗帜鲜明，口号是：团结天津所有的文化人，为建立和平、团结、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当时人们对文联的政治背景多有猜测，直至1946年5月文联被迫停止活动、负责人应授天（潘应人）撤往解放区之后，人们才弄明白它是地下党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