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北平中外出版社抗争与迁徙

知识书店与北平、上海等地同业的关系，不仅仅是业务上的往来，更重要的是革命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在解放战争期间，从天津去解放区的途径是沿津浦路南下经沧州到泊镇，即可进入冀中解放区，当然事先须由党的地下组织约定好接头的暗语。有些在北平、上海书店里工作的革命青年奔向解放区路经天津时，知识书店便成为他们临时落脚之地，在这里暂住三五日，接好关系，改变装束，然后动身。从北平来的多通过中外出版社和朝华书店，从上海来的通过新知书店，还有其他方面介绍来的，在两年之内，知识书店共接待过十数人。事后得知他们都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知识书店还经常掩护来天津执行任务的同志。如北平中外出版社的党支部书记郭东青（郭霖），在1947年5月为回避北平反动当局迫害中外出版社的锋芒，经中共北平地下文委决定转移到天津，在知识书店蛰居了七个多月；就在这一期间，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了中外出版社。郭东青隐蔽在天津时，曾在中共北平地下文委张青季（化名柳仲贞）的领导下，与南开大学刘芳庭（沙小泉）建立联系，部署任务。又如中共北平文委另一负责人曾平（曾在北平创办北方书店），于1948年4月从冀中解放区派来天津执行一项任务，他化装成贩卖古董的商人，在知识书店住了三天，每日早出晚归，在完成任务后重返解放区。再如曾在北平中外出版社工作的吴宝琛（现名吴佩申），于1948年9、10月间被中共中央社会部派来天津，化名梁青山，打入天津社会局，做争取国民党局长胡梦华的工作，也把知识书店作为落脚之处。

有一件事是冒了风险的。1947年春季某天，一个名叫汪骏（后名汪行远）的乘坐一辆载货汽车来到书店，车上装的是以救济名义运往解放区的药品，在出卡口时突然发现有异常情况，未敢硬闯，他要求把药品暂存在知识书店，回北平找美国人开个通行证。他说：“三天之内，保证前来把货取走。”汪骏当时在北平美国新闻处工作，我与他在中外出版社有过一面之缘，并无深交，但我知道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帮他摆脱困境，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书店工作人员立即全体出动，把十几纸箱的西药搬进书店。汪骏表示了谢意，分手时悄悄地告诉我：“药品里藏有电台器材，要不我今天就想法闯过去哩！”这一句话立刻把我说懵了。“窝藏电台”这一“罪名”的份量有多重，是不言而喻的，但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只有希望他快把通行证件办妥。但此公一去，休说三天，一个星期也未见踪影，令人天天提心吊胆。直到第八天，汪骏才满面春风的姗姗而来。运走药箱之后，我才算松了口气。其后不久，又从北平运来一个木箱，仍以药品名义，内藏电讯器材。这次我与杨希尧商议，转移到他哥哥杨辅民经营的德益隆棉布庄的仓库里，存放多日后才运走。(www.xing528.com)

还有一件事有必要附带叙及。记得在1947年初夏，一辆吉普车送来两位特殊顾客。一位中年人，身着米黄色制服，仪容庄重，不苟言笑，进店后便全神贯注地挑选图书；另一位是青年，温和可亲，悄悄地对我说，他们是解放区派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那一位是管大同同志”。我们得知了他们的身分后，热情地给予了接待。他们挑选了一大批图书，嘱我送到利顺德饭店。第二天我亲自把书送到他们的住处，又见到那位青年。离别时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们在蒋管区坚持工作，太艰苦了。我们即将撤退，希望你们多多保重，后会有期！”后来得知，他就是现任我国驻美大使韩叙同志。

知识书店一直坚持到天津解放。三年间，除了一些特务分子经常“光顾”捣乱外，警察局、稽查处都曾出面检查过，并没收过一些书刊。邮局查扣从外地寄来的图书邮件，更是经常发生的事。1947年11月知识书店出版了一种评介新书的出版物，16开8页，名为《知识通讯》，刚一问世，社会局就来找麻烦，传我到局问罪，最后具结不再继续出版，方算了结。至于查封、捕人的消息更是时有所闻。解放后从档案中获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在1947年7月15日有一个逮捕我和杨希尧、桂文城、徐习武四人的签呈，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特务头子没有批准这个呈捕报告，仅批示：“查禁其书籍可也。”因而我们得以“逍遥法外”。